嘹亮的一声号角

　　6月12日，这位美国百年电影史上的“头号英雄”，87岁的格里高利·派克安然远逝。留给影迷的是那张永远俊美的微笑和他孤独而正直的时代记忆

　　这真是一个告别的年代。不到半年的光景，我们挥手告别了那么多的人和事。自戕的香港明星与落难的伊拉克独裁者渐渐麻木的心灵已不易再有断肠的离情别绪。正是北京大疫的阴云初散时，忽然一位异国老者的故去还是让我们心头一紧，并悄然遥想起一个早已逝去的黑白时代。

　　格里高利·派克如一缕乡愁，让我们依稀回忆起少年时候的浪漫憧憬，尘封土渍的老派矜持，并无法继续逃避灵魂于暗夜里的反复追问：“我们是否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内心是否还向往这种孤独的正直？”

　　黑白时代的浪漫终章

　　格里高利·派克象征着黑白电影时代的终极浪漫

　　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如两滴最纯净的清水滋润着人世间爱情的种子，使少年男女冲破心田的第一枝爱的萌芽沐浴无邪的春光。没有派克与赫本的光影流连，罗马终归只是一座堆积着古老遗迹的破落都城罢了，而自从50年前那一场春梦，甚至连整个意大利都成为了痴情者追梦的天堂，求爱者无言的沙场。

　　他们缔造了一个传诵不绝的爱情童话，童话里的主人公永远年轻俊美，永远徜徉在古罗马宫殿旁的喷水池边。而87岁的格里高利·派克安然谢幕了，如同一首沧桑的老歌唱完了尾声。

　　那些曾和他的时代呼吸与共的浪漫故事，在黑白胶片的闪烁中依然散发着不灭的芬芳，它们沉静地昭示好莱坞经典时代的爱情信念。在穿插着丰乳肥臀的“后现代情色”晃过眼帘的时候，我们依然深情地注视着怀抱死去的恋人独立寒秋的葛丽泰·嘉宝(《瑞典女王》，1933)，纵马跃出烈火危城的克拉克·盖博与费雯·丽(《乱世佳人》，1939)，在卡萨布兰卡幽暗的小酒馆里倾听一曲《时光流转》的亨弗莱·鲍嘉与英格丽·褒曼(《卡萨布兰卡》，1943)，以及当然在罗马街头美丽邂逅的奥黛丽·赫本与格里高利·派克(《罗马假日》，1952)。

　　在电影艺术最富激情的黑白时代里，这些不朽的名字曾经缀联成一首深沉的恋曲，传唱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个时代的爱情更偏重于书写一种血色之下的灵魂撞击，更标举一种舍己为人的悲剧之爱。

　　今天，我们在一个爱情失忆的年代里缅怀一位伟大的银幕爱人，他曾经如此庄严地放弃了幸福之爱的许诺，却断然不肯放弃发自内心深处的骄傲与尊严——那种属于我们祖父一辈的老派骄傲，属于一个已经逝去的大时代的坚硬品质，或许还能在发黄的家庭相簿里寻到些微茫的痕迹。

　　正是在十年前，奥黛丽·赫本离开了这个纷繁混乱的尘世，成为“上帝身边最美丽的天使”。她曾把生命中最后的年华献给了地球上流离失所的儿童，成就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后她而去的格里高利·派克同样如标枪一般挺直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正大光明如王者一般永恒地睡去。

　　50年时光飞逝，罗马城依然如故，街头的孩子们仍旧朝着有两千年历史的残墙断壁踢球嬉闹。曾经守护过这片爱情风土的银色恋人翩然远逝，而游荡在城中故地往来惊叫的情侣们无一不是昔时的赝品。

　　永别了，派克。

　　永别了，黑白光影时代的美丽爱情。

　　英雄时代的骑士挽歌

　　“绝世情人”并不是格里高利·派克最高贵的称号。就在派克辞世之前不久，美国电影学院曾经将百年电影史上“头号英雄”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这个从未在银幕上飞檐走壁、杀人放火的谦谦君子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民道德勇气的楷模，是因为他所饰演的律师阿蒂克斯·芬奇在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1962)中，舍生忘死地为一名被控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进行辩护。

　　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麦克尔·艾斯默曾经在他的著作《影像中的正义》中，对这位小镇律师做过如下评述：“格里高利·派克所扮演的芬奇律师树立了为所有律师所向往、却鲜少有人能够达到的职业风范：无论前途多么险恶，无论请求他辩护的被告人多么为社会所痛恨不齿，只要做出了承诺，他便不惜一切代价，坚定不移地为委托人抗辩到底。”

　　真正的银幕英雄并非好勇斗狠的动作高手，而是义无返顾的普通公民。这是好莱坞在它短暂的英雄时代里最为嘹亮的一声号角，曾经振奋起多少有良知的民众挺身为民权运动振臂高呼。

　　20世纪的50至60年代不再是乡谣浪漫的田园时光。冷战的开始令美国国内“反共防谍”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每一个在好莱坞谋生的人都要谨言慎行，稍有不满就会被打入“赤色分子”的黑名单，沦入社会的底层。曾经作为告密者向当权者出卖朋友的电影导演伊里亚·卡赞，直到2002年荣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依然没有得到美国电影同行们的真正谅解。

　　在那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保持道德的高洁成为一位艺术家最宝贵的操守，而格里高利·派克与他那些扮演过硬派牛仔的朋友们始终拒绝对人格尊严的任何叛卖。

　　早在1947年，格里高利·派克就曾经在电影《绅士协定》里为美国犹太人的悲凉命运鸣不平，15年之后，他终于又以这部《杀死一只知更鸟》，参与到另一场民权战争——抗议美国黑人种族隔离制度的浪潮当中去。在影片里，派克以长达9分钟的激情演讲谴责了美国社会对黑人民众的歧视与残害，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另一桩义举更令其名垂史册：1968年，当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遭种族主义者暗杀身亡时，身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主席的派克毅然宣布将奥斯卡颁奖典礼推迟两天，以哀悼这位伟大的人权斗士。在当时的险恶难测的时代背景下，这决然是不计身家性命的大义之举。

　　终其一生，格里高利·派克都自豪于出演了阿蒂克斯·芬奇律师这个追求正义的银幕英雄。他曾经说道：“我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倾注于他的身上——我所有的情感、我46年的人生经验以及我对于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公的憎恶之情。”

　　的确，派克因扮演这个角色赢得了一生中惟一的一尊奥斯卡奖，但更为重要的是，芬奇律师代表了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不肯屈服于暴政统治之下的文明斗士，所有为“异端的权利”挺身作战的古典英雄。

　　斯·茨威格在其史传《异端的权利》里，曾引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蒙田的一段话，赞美千百年来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们：“他，虽身处危难，但英勇顽强；他，虽命悬千钧一发，但忠于信念，毫不气馁。在从容就义时，以轻蔑和凛然的目光注视着敌人——他被击败了，但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命运；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如果可以，我愿在格里高利·派克的葬礼上默诵这段古老的文字，不独是为了纪念一个曾经在银幕上与真实的生活中展现出无比勇气的男子，更是在如此孱弱虚伪、宁为瓦全的“新世纪”里，纪念一个随风而逝的英雄时代。晚安！格里高利·派克！（作者：朱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