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剧组下来之后，陈道明整整一年没有接戏。任何剧本，他连看都不看，一概拒绝，他说，这是一种放弃，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经受住那些诱惑，但是他还说：“不放弃旧的就没法收获新的。”就这样，直至去年年底，“惊蛰”了的陈道明才终于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与金英马合作的电视剧《冬至》的拍摄中，一晃几个“节气”过去，眼瞧着即将立夏，《冬至》的后期也基本完成。

　　■《黑洞》与《冬至》根本就不是姊妹片

　　或许是因为名字的缘故，陈道明出演的《冬至》，给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在拍一部《黑洞》续集。只是，这种单从字面上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停留在陈道明这位演员在两部戏中个体的一脉相承，至于其他，“二者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也绝不是什么姊妹片，他们表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在故事情节上，《冬至》没有《黑洞》那么陡峭。而我在开始考虑的时候也主要是想把《冬至》演绎成一种‘都市寓言’；《黑洞》则主要表现了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以及它在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渗透，《冬至》在这方面比《黑洞》涉及的面要窄，只是它对一个人物的心理刻画又要比《黑洞》深得多。”

　　不过，陈道明在拆解这两部电视剧差异的同时，也不自禁地流露出身为演员的些许“私心”，他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要延续自己的风格是很轻松的，但那也是件特无聊的事。”他坚持认为：“演员必须喜新厌旧！至少在我这儿是这样。”陈道明的所谓“喜新厌旧”自然并非是要“标新立异”，用他的话说：“我只是想在不同的东西中展现自己。”

　　■“痛苦”与“贪欲”是《冬至》要传递的概念

　　在与陈道明的交流中，在他的谈吐里似乎总带着一点“《我的1919》”的味道，不知这与他所说的他多年来一直对“痛”和“苦”坚持着自己的认识有什么关系，只是他“总认为幸福是痛苦的陪衬。而痛苦又分两种，一是肌肤上的，一是良心上的。尤其是后者，有时候更痛”。所以，针对《冬至》，陈道明也同样是在“力求能在痛中挖掘一种美。这个‘美’不是一种具象的东西，而是指主观意念上的审美。比如，陈一平（陈道明在《冬至》中饰演的男主角）的生活突然间从平静如水变得四面楚歌，这是一种痛，也是一种美———现实的痛与主观的美”。

　　除了“痛苦”之外，陈道明认为自己在《冬至》中希望向观众传递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贪欲”。他说着说着，随手指着记者及在座的各位甚至还加上了一旁的侍者，说：“仔细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曾拿过不义之财，哪怕是一张纸。”他顿了一下，进而又举例道，“假设这里有一万块钱，告诉你拿了它没人知道。第一次你可能不会拿，甭管是受到良心上还是道德上的约束，第二次你也许还是不会拿，但到了第三次，当你已经肯定这钱拿了也的确没人管的时候，你会不会拿？也许100个人里就有51个人伸出手来———这就是‘贪欲’，这就是我这片子里想表现的东西———陈一平因为拿了这样一笔钱，最后成了神经病，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也没把钱花出去。”

　　■演“神经病”是我在表演上追求的另一个层面

　　陈一平最终成了神经病，可神经病又究竟为何物？在人们的印象中，众多影视作品在处理这种脸谱似的人物时都会将他画黑眼圈、涂白嘴唇，再呵呵傻笑两声，一看就能认出是个疯子。那么陈道明的“神经病”到底是什么样？略含一丝得意的他“最终决定，我一点妆都不化，而且从神态到各方面还都是一个正常人，就是在某一瞬间露出一点不是正常人的反映，让你直到这个时候才一下子意识到这人原来是个神经病———一个淹在所有正常人中的神经病———这其实更可怕。你想想，这时候我还需要化妆吗？还需要有意识地演吗？不需要了。陈一平的戏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内心纠葛上，到最后，他只是眼睛在动，他的目光是散的，他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

　　■现在的表演已经不是像不像

　　几年前，陈道明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已经感到自己有点黔驴技穷。但事到如今，他还在坚持，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我在表演上有很多‘死穴’，但是我也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当初在演《黑洞》之前我就想，如果在那部戏中我的个性化表演不成功，我可能就会另有打算了。”而至于“个性化表演”，他的解释为：“演员应该慢慢地越来越个性化。《黑洞》的时候，我试着不让自己被剧本中的那个人物拴住，而是把他往我身上拉。现在的观众，他们喜欢和认可一个演员的标准已经改变。就拿演土匪来说，过去的观念是这个演员演得像不像，现在是他演得好看不好看。”

　　记者也经常听到有演员说：“我很真实呀？我的表演没毛病呀？为什么观众不爱看？”按陈道明的观点，究其原因是“他们没在现在进行时，还在过去时。”他说：“对表演而言，确实有一个表演观念随着物质世界的转换而改变的过程。表演必须跟着时代走。你要不断地征服你不同时代的观众，你的演艺价值才会长久存在。有句话是‘过去是经验，现在是教训’。就是说：过去的优秀不代表今天的优秀，你要学会放弃过去寻找今天的优秀，而今天的优秀又很可能从形式到内容整个跟过去的都完完全全不一样，你如果还抱着过去的优秀不放，那你只能是失败。”陈道明对现在的表演给予了一个词的评价———“斑斓”。

　　■演戏的最好状态是“灵魂出壳”

　　不久前，陈道明曾对演戏的最高境界下过一个定义———“无语”。他的解释是：“所谓‘无语’就是无杂，各种杂念都不在了，没什么可想的了，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做‘游戏’。讲什么？有什么可讲的？”记者知道，陈道明一向认为演戏就是在做游戏，那么在《冬至》这部戏中，他的游戏是否也做到了“最高境界”？

　　陈道明特认真却又有些迟疑地对记者说：“我演戏演到最好的时候，那种状态说出来可能你都很难理解———就是我能看见我自己。我很清楚有一个第二个自我在一旁，还就坐在旁边那个树杈上在看着第一个自我在这里表演，他不断地在帮着我来修正，他告诉我怎么做———灵魂出壳的感觉———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这时候导演都停不了机———很长时间的表演。”

　　这种状态据陈道明“交待”，在他最近的几部戏中都有。他举了个在拍《冬至》时的例子。剧中有一段戏是让陈道明爬上一个三十多米高的废旧水塔，演陈一平跳“塔”自杀。而那个水塔上凸出来的供攀登的一级级铁条梯，由于年久失修，很多螺丝都脱落了，当时，也来不及配备保险设施，“我就告诉他们，你们都别上来，我怎么演都别停机。”陈道明回忆起那场戏，连声道后怕，“怎么不怕呀，我都爬到护栏外面去了，裤裆都发紧。后来他们对我说：‘道明，你这有点不值，远景人家以为用的是替身，近景还都会认为你拴着安全带。’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当时只能上，差点送了命！”

　　■如今办事的冲突是要“钱”还是要“脸”

　　陈道明对剧本的“挑剔”圈内众所周知，而如此“强势”的一个人，倘若在自我的意识形态上与他人尤其是导演、制片方产生了分歧，结果又会怎样？他对剧本的精挑细选是不是为其之后的合作减少矛盾而要例行的步骤？

　　对此，陈道明开始了他不间断的侃侃而谈：“这是一个生存观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个职业，你想怎么活。通常演员接戏无非三个目的，或说是三个状态：一是要钱不要脸，二是要脸不要钱，三是又要钱又要脸。这话说起来不大好听，但你仔细分析一下，确是如此。这三个不同的状态体现了三种不同程度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还不完全是针对这个戏，还有这个现行的体制。因为我身为一个创作人员，不能让人家投资者赔了。我是通过在对剧本的选择中来完成一个自我的释放过程。而与导演的所谓‘冲突’在剧本确定时就已经谈清楚了。目前，我不想迈到导演那一步，演员永远都是在完成着导演和编剧的意识形态，这里演员往往是被动的，所以说我们的意识形态等到了真正拍戏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冲突，有争执也是纯粹的，我不喜欢‘人事’和‘做事’联系在一起。只是具体到美学形态上可能会有分歧，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商量，充其量是保留意见。”“那您现在接戏的时候，处在哪种状态？”“第三种。”“有没有第四种状态：又不要钱又不要脸的？”“呵呵，那应该是没有吧。”

　　■与记者对抗是因为我做不到皮笑肉不笑

　　如果说记者担心陈道明与导演的合作是否顺利算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陈道明与媒体的关系究竟如何则确确实实是最现实的话题了。应该说，陈道明的确很少与媒体打交道，这次和他坐到一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已经很久没接受采访了。”据记者了解，由于受到过一些个别媒体无端的恶语重伤，国内演艺圈中有那么几位艺人早就坚定了“不说话”的念头。而陈道明呢？外面有人说他跟媒体“抵抗”，他“抵抗”的究竟是什么？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抵抗什么了。我就是有时候想说有时候不想说而已。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这样，演员也是。”陈道明略显无奈地说，“交流本身除了话是否投机以外，跟天时（时机和环境）、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有很大的关系。你们不能要求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时时刻刻准备着发言，那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比我好，但我这人必须是肉笑皮才能笑，你让我皮笑肉不笑，我不愿意，我也不喜欢。”

　　“我从来不议论别人，人家在议论时，我就听着，但如果他们说得过分了，我也会出头制止，我会对他们说：‘你看见了？没看见咱能不能不说？’”说完陈道明转而问记者：“你知道在中国‘听说’这两个字有多可怕，什么东西都‘听说谁谁谁如何如何’，这就是典型的‘传闻’。所以对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认可。议论人和议论客观世界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一直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扳，经常话说到一半，突然意识到了，就立刻收口，后来就养成一种习惯，每当张口说别人名字的时候都要留半句。我可以直接跟你说，你哪件事不对，但我决不会让他（第三者）跟你说。有时候，我的朋友也跟我说‘谁谁说我这说我那’，可到我这儿都没有反应。我说我干吗要有反应？干吗要说别人？我一直告诫自己，‘自扫门前雪，不看他人瓦上霜’———这句话以前被认为是一种自私，现在是一种高尚。”

　　陈道明这样的回答，不是针对记者上述的提问，只是记者以为这段“说明”放在此处应该比较合适———不开口是因为不愿意议论别人———而我们娱乐媒体当前最“好”的不正是让明星们彼此“品头论足”这一口儿吗———看来，真正该反省的应该是我们。

　　■不拍电影是因为我胸无大志

　　很多人问陈道明：“你为什么不拍或是很少拍电影？”“我对他们无话可说。”陈道明停了停继续道，“我没有一个目标，比如：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全国名演员，或是亚洲名演员，我不，我胸无大志，真的，不是说我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真的是胸无大志。我不给自己前面搁一座山去爬，我觉得你该上坡上坡，该下坡下坡，顺其自然是最舒服的。你说的有些演员觉得演电影更像有个丰碑立在那儿，我不反对，那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追求，是美好的。我们只是对美好的理解不同。就我而言，不光是对表演，对这个职业来讲，我根本就没把它们设定为哪个高尚，哪个不高尚，或是哪个更难，哪个更简单，我觉得演电影和演电视剧都是一样的，都是演。两者无论是哪个，水到渠成了，我就拍。就像我现在出的这点名吧，绝不是设计出来的，我只是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去认真完成或说是执行了我的职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点点这么往前走，顺着坡我这头驴就下来了……”

　　“对我而言没有电影、电视剧之分，只有好坏之分。”然而面对“好坏”，陈道明却又告诉记者，“我小的时候就对我的一个老师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不希望你批评我就像不希望你表扬我一样。因为批评使我无地自容表扬使我望而却步。”话一出口，陈道明自己都笑了，“我这人很怪，我都说不清楚自己……有时候很复杂的一件事到我这儿一句话就完了，我只是不想横着膀子跟人家争……一直就是散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