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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张秉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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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偏北》剧照 |
搜狐娱乐讯 (哈麦/文)今年东京电影节，有两部中国电影参赛，分别是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和张秉坚的《东北偏北》，前者入围主竞赛单元，后者入围亚洲未来单元。10月25日，《东北偏北》放映，影片根据70年代震动一时的“双桥老流氓案”改编。据传，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飞毛腿”老流氓流串各地，十年作案三百多起，警察苦追无果，最后因偶然机会才告破此案。电影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文革后的东北，剧情线就是一个有些蠢的警察带了几个小兵侦破老流氓强奸案，期间得到一个扎根农村的知青老教授的帮助。这虽然是一个发生在沉重年代的故事，但导演选择了黑色幽默和调侃的方式来呈现，让整个故事变得有趣，同时又不失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反讽。
张秉坚是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霍建起这些电影学院78班导演的同学，学美术专业，他现在的主要身份是画家和当代艺术家，也曾拍过惊悚片《窒息》(葛优、秦海璐主演)、电视剧《野丫头》(李冰冰主演)、纪录片《现成品》(讲毛泽东的模仿者)。不像他的同学们，张秉坚在电影上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他坚持要拍自己想拍的题材和风格，要求必须有创新，所以总是找不到特别中意的题材，或者找不到投资，所以产量很低。《东北偏北》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独立电影，花了导演两个朋友和自己的650万拍成(投资方挂的是西部电影集团的厂牌，为此还给了人家钱)，作者风格强烈。可是，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最难的就是如何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市场回收更是不敢多想。还好，张秉坚说，在拍之前已经准备好死了，所以心态很平和。
一、这是讲“性”的一个电影
搜狐娱乐：阳气太旺的强奸犯、阳痿的警察、种猪……感觉这部电影有一个“性”主题贯穿始终。
张秉坚：可以说，这是讲“性”的一个电影，确实是性贯穿整个电影。像里面的种猪，管它的人给它催情，为了生产。强奸犯、偷窥者、公安的性萌发，性对他们来说，又想试，又是一种禁锢。但性在电影里怎么表达?我们用了对比、反讽的方式。
在文革时候，性压根不能提的。文革结束，人的欲望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爆发出来了，包括性犯罪，人对性的渴望，以前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公安和他女朋友做爱，刚开始偷偷摸摸，这在那时候也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执法者也在违法，这种矛盾很可笑。
二、黑色幽默，也是为规避审查
搜狐娱乐：为什么要把电影的故事背景放在文革结束后？
张秉坚：78年，文革结束后两年。那时候的中国就是一张白纸，百废待兴。那是一个率真的年代，就像中世纪过去之后中国迎来了文艺复兴，天刚开始亮。做这个犯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找这么一个氛围。
这个题材放在那个时代很容易让人想到沉重的东西，但我想用一种别的方式表达，轻松、幽默，不是让观众非常愤怒，把枪指向银幕。
我想拍一个不一样的电影，没去想迎合谁，或者迎合市场。我们的外景，摄影拍的画面，音乐，还有镜头的运用，大都很沉稳，我不追求快捷、运动这些市场上时髦的电影语言。
搜狐娱乐：电影里黑色幽默的，略带调侃式的，反讽的调调是专门针对这个时代定的吗?
张秉坚：在中国做电影我们都做了很彻底的自我审查，特别是你做院线电影。写剧本，和编剧讨论的时候……包括警察的形象，他几乎没有说脏话。审讯的过程我们都是比较注意的，必须绕开，这个没有选择余地。包括犯罪过程，这是一个性犯罪，必须绕开。我们用带幽默的处理，也是为了把一些绕不过去的给虚化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权宜之计，如果你严肃地写，人家觉得接受不了。用幽默的方式，大家觉得蠢也是很可爱，一笑了之。
反讽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思——文革结束后复兴的时代，文革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尊重的价值观的冲突，包括破案手法的冲突，我是想让观众在微微一笑当中去体会这种东西，我更愿意提供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平台让观众思考，而不是太沉重，他们不愿看了。我这个片子里的人物我希望他们可爱，年轻观众能接受。但是，让年轻观众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去迎合他们。
搜狐娱乐：结束的时候“老流氓”被逮着，他有一段陈述，像是在总结文革对他这个“知青”的摧残。
张秉坚：我得告诉观众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这个人有自己的理由——生活的磨难、童年的不幸、对现实的报复、对爱的渴望，他表面很强大，但内心很脆弱，不堪一击。就像我们现在，外表看着很光亮，但其实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精神问题。
搜狐娱乐：电影的结尾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老流氓被抓住了，一个是没抓住，明眼观众一看就知道这是为了应付审查。
张秉坚：最后公安永远要抓到坏人，这没有不好。但是，这电影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破案电影，更多的是别的东西，反讽，人性的转变，对性的渴望和矛盾。我们报批的版本是警察把犯人抓住了。但是，我内心隐隐约约觉得不满足，所以又加了一个结尾，金马奖就放的是现在这个版本。我们已经拿到“龙标(电影放映许可证)”了，但是我还得跟他们沟通，不知道拿了龙标后还能不能改成现在这个结尾。
三、票房?在拍之前就准备好死了
搜狐娱乐：这样题材的电影，当时找投资很不容易吧?
张秉坚：这个剧本就没有找到投资，我的两个好朋友给我投了，都是做IT行业的，其中一个是我在美国上大学时候的好朋友，他就是投资我这个人。我自己也投了。总共花了650万。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人家都不投，一个担心是破案题材，我们的审查制度严格，有广电局、公安系统。因为要求你不能展现犯罪过程，所以人家可能觉得不好看了。大家都想拍一些安全的电影，喜欢跟风，拍已经成功的类型。刚开始我想把电影做大一些，后来改变主意了，把它做小，这样也不会死得那么悲壮。自己投资，我就不考虑任何别的事儿了。
搜狐娱乐：已经有发行计划了吗?
张秉坚：我还不知道，准备明年上半年上映。我们也问了一些发行的团队、公司。他们还是惯性思维，觉得没有明星，没法宣传。但对我来说，这个片子至少是有创新的。我拍摄前花了一年写剧本、采访、收集素材，拍了一年，后期又做了将近一年，算起来三年。现在优酷土豆要成为我们的出品方，不过最终还没定下来。汪峰也同意给他《东北偏北》那首歌做电影的片尾主题曲。
搜狐娱乐：有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观众不买账?
搜狐娱乐：我在拍之前已经准备死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不像有些小成本电影，这个电影还是观众能看懂的电影，我们属于多元化的电影，而不是小众故事。这个市场需要创新的东西，可惜发行环节不好，院线有的时候没有给小片机会。中国导演做电影有一些多元化了，但是发行上没有多元化。有些小片挺好看的，但是观众没看到，被发行和放映环节切断。发行觉得没有明星，观众不会看，不给发行。院线以为观众不喜欢，排的场次都是上午、中午。
四、每个人都让你拍已经有过的东西
搜狐娱乐：你多年来就拍了两部电影，相对于一般导演，你拍电影的欲望是不是没有那么强?
张秉坚：十年，我拍了《窒息》、一个纪录片《现成品》，期间我也在做剧本，我在做当代艺术。大卫-林奇不拍电影的时候画画，吴迪-艾伦不拍电影的时候吹爵士乐。这就是一个媒体的互换，一会用画笔，一会用摄影机。但你对生活的态度，对你艺术的态度是一样的，你的价值是贯穿的。我的纪录片《现成品》从头到尾你都笑，你能看到一种辛酸，甚至有一点无语，你不知道怎么说。
搜狐娱乐：你们78班出了很多导演，一直坚持拍电影的像张艺谋、陈凯歌，有些就偶尔拍，像顾长卫、霍建起、冯小宁，包括你自己，相比其他人，你在电影上的追求是什么?
张秉坚：我始终把我当成一个画家、视觉艺术家，拍电影，我有一个玩儿的想法在里面。拍纪录片也是我掏的钱，也没什么回报。拍这个电影我压根就不考虑市场，电影节也没多想。我的投资人也特别支持，“只要你能拍好，市场回报我不考虑。”他们也知道我的性格，考虑太多我可能就不愿干了。现实不停地给我泼冷水，好在我过了那个年龄段，看得比较开。
开拍前跟发行的吃了一顿饭，一桌人都给我说，能不能拍成这样、那样，能不能拍成浩浩(宁浩)那样的，有两千个剪辑点，快节奏的。他们说的都是这个市场上有的电影，所有人都在教你怎么拍市场上受欢迎的风格，没有人说你的特色。那顿饭以后，我更坚定了我要按自己的想法拍。有些人看过后可能觉得长了，拖沓了。你说《美国往事》，首映的时候剪辑成两个小时，最后观众记住的还是四个小时的版本。
五、市场繁荣，独立电影反而更难找到投资
搜狐娱乐：是不是觉得现在市场繁荣了，但是独立电影反而更难找到投资了?
张秉坚：我处的第五代，机会可能都比现在多。现在好在，我们拍摄数字化，成本低了。从这点来说，机会多了。但你真正要做院线电影，这个机会反而小了，因为投资方、宣传方都戴有色眼镜，全部向市场倾斜。我在来的飞机山看了《死亡诗社》，我想，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不会投，好莱坞会投。
好莱坞的多元化我们不学，我们都学迈克尔-贝的电影。《内布拉斯加》是派拉蒙投的，亚历山大-佩恩的电影从来也没有好票房。大卫-芬奇，也没好票房。昆汀，完全有能力拍上亿美元的制作，他不去，情愿做几千万的，他还是做自己，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甚至商业追求在哪里，不求几个亿。他们的导演有坚持，制片公司也意识到，他只能做这样的电影。
诺兰拍《记忆碎片》的时候，普通观众也看不懂，没有票房，但是好莱坞就用他，因为他有创新，原创最可贵。马上拍了《失眠症》(《白夜追凶》)，票房不好。再给他投《黑暗骑士》、《盗梦空间》，制片人会选他，这就是好莱坞的勇气。我们这里的制片人和资金排斥创新的导演，觉得这样的导演另类，个性太强，不接受他。我觉得这个市场不是缺受观众欢迎的电影，而是缺原创性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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