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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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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可凡与王安忆 |
搜狐娱乐讯 王安忆，一位享誉文坛三十载的著名作家，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她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且数量丰厚、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生于文学之家，母亲茹志鹃对她有何影响？代表作《长恨歌》被奉为海派文学经典，小说中的市井百态与她自身的生活经历有何关联？被评论界称为“张爱玲后又一人”，她对张爱玲又有什么独到见解？她又如何看待饱受争议的年轻作家？10月18、19日19:30，SMG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将随王安忆一同领略那些海上文坛故事。
忆母亲 茅盾的赞扬改变了一家的命运
众所周知，王安忆的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1956年，茹志鹃的小说处女作《百合花》发表后，因为用清新、俊逸的笔触来描写战争，被一些人认为“缺乏阳刚之气”饱受争议， 再加上丈夫归国华侨王啸平被划为“右派”，一时间口诛笔伐，大有“围剿之势”。这时，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用两千多字的篇幅，高度评价了茹志鹃的《百合花》。两人素昧平生，但茅盾的仗义执言，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她的家人。
在接受《可凡倾听》专访时，王安忆直言不讳，茅盾先生不仅是慧眼识珠，“更大的是一种勇敢”。因为在那个意识形态非常紧缩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断在要求修正，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下，茅盾先生能够一下子指出《百合花》的价值，对当时整个文风都很有影响。“他使我母亲有自信当一个作家，不仅是她，似乎我们一家又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包括后来经历文革，我们都没有受太大的苦，都是靠我母亲。”
写作才能因写信被发觉，首次投稿“走后门”
不管是先天的遗传基因还是后天的言传身教，王安忆走上文艺这条道路，在许多人看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在王安忆看来，其实双方最初都处于互看不顺眼的状态：“我就不是听话的小孩，母亲的指点我从来不听，我对父母那一代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成就，都挺不屑的。”而茹志鹃因为丈夫的遭遇，并不赞成孩子们走文艺道路，不给推荐孩子们书看，甚至不让喜欢画画的王安忆去学绘画。
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还是向着文学步步趋近。1970年，16岁的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她在写作方面的才能在一封封写给母亲的信件中被发掘。“母亲觉得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必须要找点乐趣，让我觉得生活有希望，这乐趣可能就是写作，她让我通过写日记去反思生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她支持我写作。”王安忆甚至觉得，母亲要自己写信，是因为她很无聊，“那时她也没书看，觉得小孩子写的东西满好看的。”
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王安忆的一篇散文被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知识青年的散文集里，其中就有当时已经出名的叶辛、王晓鹰、王周生等，张抗抗是责编，虽然她笑称有“走后门的嫌疑”，虽然最终书没有出来，但这给了王安忆很大的鼓舞。
说朋友 没有陈映真，就没有我今天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段经历对王安忆的写作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她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作家陈映真对王安忆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这些作家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正好是四人帮刚打倒，文革刚结束，我们刚从知青的命运里挣扎出来，带着很多愤怒，要对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进行一个激烈的批评。”但是遇到陈映真，王安忆说他带给自己的一种提醒，一开始她很受不了，好几次和他争论，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说你这算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作家，有个南非作家，他的母亲在精神病院，他说这是自己终生的十字架；有一个从东德跑去西德却一点也不快乐的女作家……每天发生这么多的世界大事，你这算什么？他通过和我之间的争论，只为了告诉我一个主题，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所向往的是什么。陈映真，我觉得他对我有一种责任心，后来在我们离开爱荷华后，他还特地给我安排了一个旅行路线，让我去见他的朋友，让那些朋友给我叙述他们的生活。陈映真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他，我今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王安忆在《可凡倾听》中如是说。
在这次爱荷华的旅途中，王安忆还遇到了之后被她戏称为“思想伴侣”的画家陈丹青。“他是我这次美国之行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邂逅。他是这样一种朋友，我们会一两年不见面，可一旦见面，我们说的话好像就是昨天的话题，这是先天的相似，加上长期累积的默契，虽然在两个空间，可我们关心的事情还是比较一致的。”
莫言曾想两人共获“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件头等大事。王安忆与莫言年龄相仿，同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彼此惺惺相惜，有趣的是，十多年前，莫言邀请王安忆一起同游瑞典，当时莫言还曾希望，能和王安忆一起得诺奖。“当时，那边主要是请莫言，然后说最好能够再带一个作家来，两个作家比较好接待。所以，他就一定要说动我去。这一路上，当然谈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去了瑞典文学院，又去了颁奖的地方，还去了获奖者住过的酒店，在里面吃了蛋糕，反正就好像要重走一遍一样，为以后做准备。莫言非常忠厚，那个时候我们都被诺贝尔奖给兴奋着，他就厚道地问接待方，有没有可能两个人同时得？他们回答历史上有过先例。那次旅行也挺有意思的。”
对于莫言这个老朋友，王安忆认为评委们很有眼光：“诺贝尔文学奖里有一个条件，是我比较欣赏的，就是要持续性地写作。回顾我们中国的历史，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写作。之前救亡、内战，后来又是文革，写作生涯永远被打断的。只有到我们这代人才有真正的持续性写作。”但她仍坚持认为，莫言最精华的极品文章仍是他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比如《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野骡子》、《牛》等。
评文章 上海有遗憾，《长恨歌》不是最好作品
尽管出生在南京，但一岁就跟随母亲茹志鹃定居上海；尽管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8年之后又回归了这座城市，从此再未离开。因此，王安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海派文化的代言人，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又在她笔下幻化出无限风光。1995年，王安忆发表了最富盛名的代表作《长恨歌》。此后十多年间被电影、电视剧、话剧轮番演绎，几乎家喻户晓。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
王安忆说，她小时候就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对于淮海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与理解，“大的百货公司，就是所谓大众消费的地方，都在南京路，而在淮海路上都是现在所谓的‘旗舰店’，真正的流行、时尚都在这里。所以说，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对时尚、潮流、物质没有抵抗力，就会很痛苦的。而我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我们可以手搀手，在繁华的大街上逛着，看橱窗里的千变万化。”
不过王安忆始终不认为备受追捧的《长恨歌》是她最好的作品，她一直对上海这块创作的“原材料”感到遗憾，“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本人是有些遗憾的。它本身材料不够好。就像做衣服一样，要有一块好的布，才能过做出好衣服，这个东西不太好。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她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这或许就是她之后为什么写了“走出上海”的《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
张爱玲给五四运动“补缺”
从最初写《小鲍庄》开始被定位为知青作家、寻根文学作家，《长恨歌》问世后，又被归为海派作家，成为上海文化的代言人。哈佛教授王德威曾专门撰文称，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安忆自认，的确和张爱玲有一些让人产生联想的地方，“首先都是写了上海，《长恨歌》被人们觉得是张爱玲走了以后的上海，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和她都是写实派。”
同样被认为是张爱玲文学DNA的继承人，白先勇先生曾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绕过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化的那东西对她是没有影响。对于张爱玲这个绕不开的话题，王安忆则很谨慎地采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子平的一个说法，“他说张爱玲和五四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话，张爱玲不会有今天的作品，因为她从五四里边汲取了很多养料，譬如说对人生的观照、批判。我觉得如果没有五四，那么她的东西就是和那些鸳鸯蝴蝶也就差不多。但倒过来讲，张爱玲也给五四补了一个缺，当时的作家、知识分子，对民间、对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觉得民众等着他们来启蒙的，他们是不关心日常生活的。而张爱玲则恰恰非常关心日常生活，并且她是在日常生活里边找救赎的。”
台湾地区主持人张小燕曾做客《可凡倾听》，她的妈妈与张爱玲有着亲戚关系。张小燕曾向曹可凡透露，有一次妈妈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后，评价“这个东西没什么稀奇，就是我们家里那点故事，我也会写”。对于这个观点，王安忆直言，张爱玲的作品中确实写得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日常生活，“但如果是别人写的话，我怀疑能不能写成张爱玲这样。她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旷世的悲哀，这种旷世的悲哀谁给她的，不会是民国小说给她的，这是五四给她的。”
“韩寒郭敬明是另一种体系，我不关心”
除了作家的身份，王安忆还在复旦任教，或许有人觉得象牙塔里很枯燥，但王安忆很快乐，她在写作硕士班里教写作实践课，“我很喜欢这门课，我不像张爱玲这么悲观，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无法去改变，那就去做点小小的事情——去告诉你所能接触到的年轻人，文学是很有乐趣的。”
谈到个人的阅读兴趣，王安忆说自己什么都看，或许是因为觉得虚构的最难写，她最喜欢看推理小说，首推仍是“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另外，琼瑶、王朔的小说，她也看了不少，对于王朔她有些可惜，“王朔小说写得很伤心，我很可惜他后来就不怎么太写了。如果能够让他继续保持一个写作状态，我觉得她会写出更好的小说。他已经写出了最好的小说，可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写更好的，或者更多的。”不过说起目前备受争议两位与上海很有渊源的青年作家，韩寒、郭敬明的作品，王安忆却称不关心：“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东西，我不太关心。”她同样不关心的还有网络文学。尽管作家陈村曾预测，未来的文学大家或许就从网络作家中诞生，但王安忆对这种说法有所保留，“只是有可能，我觉得任何事物都是有周期的，包括写作，都是从无到有、然后由盛到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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