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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剧照（资料图） |
搜狐娱乐讯 作为今年南锣鼓巷戏剧节的一部分，中央戏曲学院带来了实验豫剧《朱丽小姐》。剧目选择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名剧《朱丽小姐》作为改编对象，通过河南豫剧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地方剧种，演出了一版发生在河南乡间土豪大宅中的“西洋故事”。
笔者并非豫剧专家，但仍旧探测出了不少创作者的实验之处。比如舞美中暧昧的桃红色取代了传统戏曲中大红的色调，尽管总体上仍旧维持了一桌二椅的传统模式。音乐创作者左奇伟先生也成功地将北欧音乐的元素融合进了中式曲调之中，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陌生感。数段舞蹈颇有新意，比如展现项强（原剧中仆人，让）和朱丽情欲的狮子舞就明显看出现代舞的痕迹。扮演村民演员所佩戴的大头娃娃头饰既承接了传统文化元宵节中的文化传统，又让人某种程度想起诸如岳敏君这样当代艺术家画作中的“大笑人”的形象。
诚如导演王绍军先生所言，剧目在“西洋剧目本土化，传统艺术现代化”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原作中的仲夏节被改成了元宵节，跳舞被改成了舞狮，买爵位变成了捐官，不一而足。甚至连剧中人名也变成了“土”味十足的朱丽，项强，桂思娣，可谓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本土化”。然而，当我们仔细考量“现代化”时却不禁要思索再三。
《朱莉小姐》是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创作于1888年的剧作，百年来一直被奉为戏剧经典。但是因其多义性和模糊性，可以说是“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朱莉”。在百年来的不断复排中，世界各地的导演们都在试图发掘文本的不同解读可能，探索这样一出经典剧目如何与当今社会、当地社会发生联系。前段时间来华演出的德国邵宾纳剧院版《朱莉小姐》就可见这种探索之一二。不得不说，这出豫剧版的《朱丽小姐》对于原剧的解读依旧停留在最浅薄直白的层面。也许对于一个豫剧爱好者来说，这部戏可谓新意十足；但是对于一个戏剧爱好者来说，这部戏可谓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用一个被演烂了的故事讲一个人人皆知的主题，与当今观众何干？这并不在于故事所设置的时代等等，而是创作者没有深入探索剧目和当今时代、现代中国的内在连接，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问题。甚至连原作中提出的问题都规避了。因此哪怕采用豫剧的形式，对于观众来说，这也不过是一出套上豫剧外皮的无聊电视连续剧而已。
同样，为了进行“本土化”，又为了体现豫剧乡土而活泼的特点，剧中唱词对白都可谓直白到了通俗的程度，以至于让观众有些措手不及之感。不能说这是一种不好的做法，但是当剧目抛开”内核”的“本土化”之后，这种表面的“本土化”就只能成为徒劳了。很多年轻观众听不懂戏曲唱词而选择了远离，这也造成了戏曲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大面积流失。这种曲高和寡的状态也使得很多原先是民间姿态的戏曲艺术成为了所谓“高雅”艺术。在这点上，将唱词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也许能够将一部分观众拉回剧场。但这更多是一种“通俗化”，而远非创作者提出的“实验”概念。
最后，中国传统戏曲通常共享着诸如程式化表演、意象化表演的特征。但是更深层次上，传统戏曲都指向了一种中国文化的通用象征体系，比如松柏所象征的铮铮铁骨，化作种种传统人物形象出现在诗歌、小说、戏曲当中。斯特林堡原剧中用鸟笼中的金丝雀来象征朱莉小姐，而这出豫剧版中也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朱丽和项强调情一场更为明显。朱丽的腿盘在项强身后，二人所成之图像更是西方流行文化的经典剪影——好莱坞种种英雄美女都在此列。因此可以说，该戏在深层次的象征系统中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本土”。当然，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入侵并非少数，甚至无法分辨哪些来自西方、哪些来自东方也时有发生。但是做为一出所谓的“实验”豫剧，也许我们更希望看到创作者能在深层次挖掘传统的象征系统，赋予其新鲜的当代意义，而非呈现出一种不假思索的“拿来主义”。因此，尽管这部实验豫剧《朱丽小姐》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但中国戏曲的改革之路，总体上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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