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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方金小说《美丽的契约》涉及许多敏感话题。 |
（稿件来源：电视指南） 一个作家在决定开始写作的瞬间都非常神奇。比如村上春树。他说，“我是在看一次棒球赛的时候决定开始写作的，我支持的球队打出了本垒打，棒球划过天空，飞得又快又高，我盯着它，想——我要当个作家！”
村上的描述闪烁着一种动人的光泽，这是思想跟现实接通的美妙时刻。岁暮年初，我跟宋方金坐在西城金融街的一个茶室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时刻。”
八十年代中，少年宋方金所在的胶州半岛经常能看到从台湾飘过来的氢气球。大多数氢气球只是路过村子的上空，飘向更远的内陆。偶然也有过例外，氢气球不知什么时候爆破的，里面印刷精美的传单、饼干、衬衫等物品散落在村庄四周，那时整个村子比过年还热闹。村支书怕饼干有毒，规定必须上缴，所有人扫兴而归。让方金耿耿于怀的是，“村干部吃饼干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勇敢。平时他们并不总是这样。”
掉下来的一件衬衫则分配给了村支书家的儿子。衬衣是非常少见的天蓝色，在灰色乡村中，那一小片蓝像从天空中剪下来的。“那是天空之蓝”。宋方金说。
村子里捡到过各种氢气球里的东西，但从没人看到过它爆炸。宋方金经常到田野上游荡，仰望天空，他希望自己能目睹这一时刻。有一天正午，天空飘来一只银白色的氢气球，那一次它竟然真的爆炸了，在天空深处无声地炸成碎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氢气球在空中炸开，无数的传单像鹅毛大雪一样翻卷飞舞……那正是午睡时刻，田野上空寂无人，除了他没有人看到这一幕。他跟很多人描述但无人相信。很多年后，他坐在金融街的茶室里跟我说，“那一刻，我知道天空里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想我要当个作家，把人在人间错过的时刻和消息写下来。尤其是来自天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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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华文书局最大的会议厅正在举办宋方金的新书《美丽的契约》发布会。宋方金是编剧，亦是诗人，他还写时评、开专栏；在2013年的跨界潮中，他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工作室，他想把握他自己作品的命运。《美丽的契约》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比同名电视剧抢先露面。
和其他的影视同期书不同，它没有懒惰而媚俗地把主演的大头照印在封面,而是以干净纯蓝的天空为背景。鸟、菩提树、火箭一样腾冲直起的鸟笼是它的主要元素。这本书的封面是宋方金设计的。“我不喜欢笼子，所以我给它安了火箭的发射筒把它发射走。《美丽的契约》写的是烦恼。烦恼即菩提，所以我用了一棵菩提树。人们需要蓝天，我又装了一片蓝天。鸟代表飞翔。”
“你懂美术吗？”我问。
“我不懂。”他兴高采烈地说。
那天宋方金做了一个演讲，跟他的作品风格一致，嘻笑反讽，指点江山，主要在人为什么不说人话中展开。他批评了编剧同行，批评了装模作样的领导，也批评了不爱动脑子的普通人。别人以为他是来宣传书的，最后他说的其实跟书没什么关系。
很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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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金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在会客厅的记者采访环节，余飞用食指弹着新书的封面。他没看完全书，却丝毫不减他的谈兴，“《美丽的契约》涉及许多敏感话题，比如房子、户口、假结婚等等，可他却有本领在各种雷区间闪转腾挪，拈花微笑。”
梁振华的评价则带有书卷气，“这是一本‘遛话’的书。生活的乐趣是在逗话和遛话中展现。在幽默的对白中你能读到一个雅痞对生活自鸣得意的理解。宋方金是一个犀利的人，他不满足于对生活平面化的展示，可他在现实面前又不能太尖锐。老百姓已经不能承受太重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希望你有水平，但不能太有水平；希望你有追求，但不能太有追求。分寸感极难把握。”
李樯在发布会上称他非常羡慕宋方金的创作能力，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他说，“他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一个有能力与整个世界周旋的人。我相信他连相声都能写。”实际上，宋方金更喜欢李樯对小说《美丽的契约》的评价，“这本书写当代生活如同回忆往事。”
宋方金是一名职业编剧，他珍爱自己的工作，谈到它们，语气温暖，充满了爱意；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向身边的人传递。面对别人的赞美，他表现大方而磊落。不像传统的文人半遮半掩。谈到自己的作品，他努力地客观，他珍爱自己的羽毛并喜欢赞美一切，也包括赞美他自己。
在茶室里，宋方金跟我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这话针对写作，“一个现实主义者会被自己的目光、欲望和切实的生活重量给淹没掉。而理想主义不会，在我们可见的时间尺度之内，是理想主义完成了对人的牵引。”
但其实在一段时间里我不确定宋方金这么说是为了标榜自己，还是说骨子里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还会有人仰望月亮吗？
和大多数活跃在一线的编剧一样，宋方金虽是中戏科班出身，却也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北漂岁月。回忆往事，我曾引导他多讲一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细节。他眉心聚成一个“川”字，不愿意往事重提。他只记得搬了无数次的家，疯长的北京房价像快速升空的银白色氢气球，而稿费却如蜗牛爬行。他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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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座大城中，宋方金交往的人其实不多，李樯是一个。我后来跟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茶或清谈，他跟李樯显得很素。不太像是浮光流金的影视圈里的人。
现实中，李樯因为年长他几岁，故一直唤他“小宋”；而小宋一直称呼李樯为老师——为此，李樯纠正了他10年，也没把“老师”给掰掉。李樯实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异数。别人都是急急地写慢慢地长；李樯是提笔就老，他像是刚刚转世过来但遗忘了轮回的密码，一开口便暗哑苍老，把前世今生未来都讲到了一处。
宋方金犹记得自己在很多年前和李樯的一次会面。那时《孔雀》尚未上映，李樯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那天他们在国贸桥下的一个咖啡馆清谈了一个下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到国贸桥下打车。一看到车窗玻璃上印着每公里一块六，李樯便摆摆手，继续如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一块二的出租车。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一辆一块二的夏利，李樯心满意足坐上去消失在国贸桥下的滚滚红尘。宋方金没有继续等待，他坐了一辆一块六的富康走了。他没有李樯那么有耐心，也没有李樯那么清教徒。 很多年后，我跟李樯和宋方金成为了好朋友。这时一块二的出租车已经消失了，李樯还保留着清教徒的本色。我们经常一块撮饭，点菜的时候，第一个说够了的人一定是李樯；李樯说完以后，一定会再加两个菜的人一定是宋方金。他说，“五颜六色的蔬菜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然而，李樯带给宋方金最大的震动，不是沧桑与开阔，恰恰是与之对应的平淡与沉潜。宋方金说，他在看到《孔雀》以后，发现了艺术和生活之间可以有一种妥帖的关系，“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多是写他人的故事，李樯的电影让我发现，其实电影要跟自身和内心发生关系。这是常识，但我很长时间里不懂。”
之后，他写下了创作生涯至今最满意的故事《飞》。 “电影《飞》是来自天空的消息”，宋方金说，“写完《飞》之后，我才敢说自己是一个好编剧。从此我掌握了这个行当的秘密。这跟剧作技巧无关，而是找到了我跟生活的关系。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北斗七星，因为它是你的精神坐标。《飞》的主人公其实就是我，我和他们一样，渴望追寻如同星辰一样高远的东西，至今如此而且永远如此。”
我问，“《飞》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却并没有写造飞机成功，为什么不写一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呢？”他说，“千万不要说这是一部励志电影。李樯老师有句名言，‘感慨人生，而不励志’。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
我一瞬间明白了为什么他不愿意回忆自己北漂的艰难，他害怕别人把他的逆袭当成一个可以复制的范本。事实上，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复制。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把李樯的电影比喻成疫苗。那些命运的悖反、无声的抗争、残酷与温暖、决绝与和解，由于抵达了真相，从而具有一种冒犯性。宋方金说，“别人都不知道李樯是从哪儿来的。我知道。他是从诗意现实主义来的。他用诗意渗透现实的边境。”
李樯对宋方金的评价则充满了他独有的语言风格，他说，“我跟宋方金的相识没有过程，像两个老物件的相遇。方金具备了木心说的好的艺术家的三个条件：好的才华、好的头脑和好的心地，他已经呈现出样板式的写作者的姿态。”最后，他补充说，“宋方金是理想现实主义。他对穿理想与现实的两极。”
这是他们对彼此作品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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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整理采访资料时，宋方金用微信发来一张照片。在等待图片传送的过程中，他补充了一句话，“那个时候谁也不认识，印了名片想送给全世界。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张名片，也是最后一张。”
当名片传来时，我眼睛接收到的第一个信息不是名字、头衔或联系方式，而是印在名片中央的一行楷体：“写作。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两个浑圆的句号像宣誓时举起的拳头一样透着斩钉截铁似的决绝。
时间荡得再远一点，回到2008年。著名导演吴天明在西安举办了“电影编剧高级研习班”。主讲是美国加州大学电影电视系的教授理查德•沃尔特先生，在美国，他的学养和名气并不逊色于《故事》的作者罗伯特•麦基。
第一次到中国授课的理查德•沃尔特第一天受到好莱坞明星般的礼遇，雷鸣般掌声持续不灭，整个礼堂座无虚席。他激情饱满地阐述自己对电影的见解。第二天理查德•沃尔特收到许多学员递给他的字条，翻译有些难为情地翻译给他听，“他们希望你能多讲一些更实用的编剧技巧，而不是理论”。理查德•沃尔特用惶惑与惊惧的表情望着那些学员，不知道自己能掏出什么来喂养这些又饥饿又愚昧的眼神。接下来的几天，他愈发感到力不从心，后来包括合约内的游览兵马俑、丝绸之路他也推掉了；为此，宋方金感到非常伤心。学习结束后，我手里的名片多到打牌都嫌富裕，可却没有他的。他后来跟我说，“我当时沮丧极了。我们不但错过了一个大师，我们还伤害了一个大师。” 理查德•沃尔特后来在中国出版了他的书，宋方金欣喜若狂，见人就推荐。
他痛惜的不仅仅是理查德•沃尔特。被中国编剧所熟知和爱戴的故事大师罗伯特•麦基曾两次来华授课，他目睹了不同人群做出的反应——不相信麦基的人讥讽他是机械论，是骗子；相信他的人则只想速成。而宋方金认为，麦基根本不是一个教人写剧本的老师，“他是一个带领我们在戏剧中认识和理解人生的先行者。我们都太急功近利了。”
事实上，就连麦基本人都变得无法相认，那个激情盛赞《南京》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的麦基，还会是那个写《故事》的麦基吗？宋方金茫然地摇头。
之所以急功是因为利字当头。十年间，编剧的稿酬如同房价一般狂飙。最近几年各大影视公司的上市热情，再次让编剧的身价大跃进。有个女编剧在各种公开的论坛高喊“编剧赶上了美好的时代”；私下里她喜欢和同行打趣，“我现在的稿酬就像海鲜——一天一个价。”
宋方金说，“编剧待遇提高固然是好事，但物极必反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许多编剧喜欢高喊‘我们要为投资人负责’。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投机主义——投的还不是市场的‘机’，而是投投资人的‘机’，这些编剧为了接活儿而谄媚投资人，无形中暴露了他们追逐资本的浮躁心态。一个好编剧，绝对不能臣服于资本的指引，资本可以保证作品的制作品质，但不能任由它支配一切。”
“这究竟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我用狄更斯问他。他答之以亚里士多德，“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其结果必然是颓废与堕落。”想了想，又押上索尔•贝娄，“一个没有灵魂只有欲望的世界等待生命的回归，等待你们这些作家像献上祭品一样献上你的作品。”
这时候，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八面临风般的骄傲，“好故事和坏故事已经展开了一场人心争夺战。劣币正在驱逐良币。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好的时代。是背水一战的时候了。”他点点头，好像在给自己鼓劲。那一刻，他的义无反顾就像童话里坚定的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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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室里，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失败有关。因为我发现，宋方金喜欢谈与创作有关的话题，谈到其他的时候则语焉不详或不愿多谈。我问，“你为什么不愿意谈谈自己跟制作方的关系，或者谈谈自己的作品的命运？”
宋方金想了一会儿，说，“博尔赫斯说过，一个好的作者必须经得起印刷的错误。我觉得，一个好的编剧虽然没这么坚强，经不起中间环节的误读，但要学会认命。因为剧作艺术，尤其是影视剧作，命定是一门打折的艺术。当然，也不排除有增辉的时候，虽然极少。”
我说，不妨聊聊。
他简单说了他三部作品的命运。一是《美丽的契约》。“这部作品拍砸了。这本该是一部喜剧，但被拍成了闹剧。”他说，“也许你很难相信，电视剧《美丽的契约》里没有任何一场戏、一句台词是我的原意。可以说，这部剧写着我的名字，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一言难尽。我问，“你会出来声明一下吗？”
“不会。这茬庄稼种完了，该下一茬了。下一茬避免病虫灾害就行了。”说完，他又强调了一句，“我从不跟已经发生的错误商榷。我只在我自己能改正的范围里改正。”
他说的另外一部戏是根据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电视剧。他用了两年时间改编这部小说，改编后的剧本宋方金给我看过，写得波澜壮阔。电视剧拍完也几年了，至今不见踪影。“为什么呢？”我问。
他说，“制片方在开机前又找了三四个编剧，包括制片人自己，匪夷所思的是，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河南农民，制片人还找来一个台湾女编剧。他们将剧本整个改了一遍。最后拍成的版本也没用我的剧本，是他们自己写的。那部剧跟我没关系。”
我问，“还会有播出的可能吗？”
他说，“这上帝都不会知道。你得去问电视台。”
我问，“你会为此痛苦吗？”
“不会。”他说，“这种事情并不独特。很多编剧都会遇到。我只是遗憾，两年的时光突然没有了证据。”
他说的第三部戏是电视电影《阿古拉的夏天》。写于2002年夏天。当时送到了电影频道送审，因为各种问题搁置了，经过了十一年的漫长等待，该剧本在2013年夏天通过了审查，将于2014年夏天拍摄。宋方金说，“其实到底2014年能不能拍成依然未知。剧本写出来，让它们走自己的路吧。他们是发自天空的消息，什么时候爆炸没有人知道。”曾有一个刚入行的编剧问宋方金做编剧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修养，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写下的剧本十几年后才能拍摄，而你依然想写剧本，那你就具备编剧的基本修养了。”
说完那三部剧本的命运，宋方金一口喝完杯中的茶，说，“这样的剧本在我的电脑里太多了。路还远，写剧本得走着瞧。走吧。”
访谈结束，我们离开茶室。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茶室的门刚错开一道缝，交叉在胸前的围巾便被吹成了大漠孤烟直。他紧了紧领口，把胸口的拉链一径到底。临近年关，行人稀少，我们像走在战时宵禁的晚上，平日熙攘的马路此时竟有些考场里针尖落地般的肃穆。
“你知道那家日料店怎么走吗？” 他回过头问。
他不认得路，却总喜欢走在前面。
“你跟着我走吧。”我走到他前边。金融街林立的写字楼不如CBD那般高耸入云，它们更像复制粘贴成的，放眼望去，重复的建筑有些诡异和虚无。我在街灯昏黄的路口张望，试图辨认方位，忽然发现宋方金在仰头看天。大风吹走雾霾，夜空是干净的蓝紫色。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什么也没有。
“天空里有消息。”他说。
摘自《电视指南》2014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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