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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功和李安(资料图) |
朱燕霞(南都记者)
“他的好朋友离他远了，因为每个人都想‘我不想沾了李安的光啊’。”
一直很想再找机会，把这些之前没有在新闻报道里写出来但又触动我的事，以另一种方式和大家分享。
就在2013年11月下旬，台湾金马奖50周年。颁奖礼前夕，在台北，我拜访了年过七旬的电影人徐立功。外界介绍他时通常会有一些前缀，比如金马国际影展的创始人，台湾电影界的推手，当年帮助李安成就第一部作品的伯乐……这次找他聊聊50年来台湾电影变迁、发展，感觉再合适不过了。
七十岁的徐老还没退休，他仍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正常工作日回自己的公司上班，身体看起来挺健朗。老人家很健谈，过去年代电影圈的故事信手拈来，一说就是俩小时，还说了金马奖接下来走向的预测，“金马未来要有国际视野，眼界要放宽，心要放大。”后来，新加坡电影《爸妈不在家》成了第50届金马奖颁奖礼的最大赢家。
其实，两小时的闲谈，我们远不止聊了上述这些。老人家还主动聊到了李安导演。“当年您合作和帮助过的导演，如今不少都成了华语电影圈的名导，现在回看会否感觉安慰？”我的一个问题仿佛一下就触到了他某根敏感的神经，“我不敢讲安慰，有点肉麻了———我只能这么讲，我是惭愧比较多。他们这么辉煌、这么好的成绩，光真的会照到我这里来。我觉得有一点伤感，好像那真不是我该得到的。有时候让我去分享，我都会难过自卑———那不是我该得到的，是他的。但我也在想，如果你真的让我整天跟李安的名字绑在一起，我会不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好像我们已经没有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誉都是李安？会不会我已经有一点错乱自卑了……”
很多人因为仰望李安而找到他。“演员想演李安的戏，写作的人想李安导(剧本)，制片人都捧着钱和剧本找到我，希望我把东西交给李安，这真的给我很大冲击。就像刚刚接一个电话也是，都是这种人。我每天要接待从大陆来的这么多老板。这些老板来的目的就是跟我讲，这个剧本多少钱都筹好了，就等李安拍。是不是我可以找到李安拍？”老人家直率得叫人心疼。
烦扰是烦扰，不过，徐老也学会了自我调侃，“我跟他合作太久了我知道，他现在哪里有时间去那么仔细做这种事？他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常常开玩笑，我比李安快乐，我有很多私人空间，李安有吗？”他开始怀念大导演成名前的时光，“想当年李安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我们多么快乐！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坐在一起聊天，一起去游泳，游完泳后随便找个地方(聊)。李安最喜欢臭豆腐，陪他去吃臭豆腐或者吃碗牛肉面，谈得无天无地多高兴！”而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尽管李安导演每次回台还是会找朋友聚，但每次相聚总是会有一堆的无奈——— 他们私下约好在徐老办公室见，关紧门，尽量保密，但消息灵通的媒体还是蜂拥而来了，一开门走出去就是闪不停的闪光灯，翌日便见一个报纸头条；大导演回台湾宣传《少年派》，好不容易在最后排了时间要跟老友叙旧，把自己放置一个大柱子墙角边，让媒体看不见，孰料眼尖的民众却认出来了，“啊！你是李导演。”然后一堆人找签名。逐渐会面地点也只能是李安住哪个饭店，他们就躲在饭店房间里聊，但有时还是被逮住。
“这种日子说真的，很不是滋味。”徐老说。后来，他把这份心疼说出来了。在台湾“文化部”为李安导演举办的一个见面会上，龙应台邀请徐老去讲话，说讲话稿也可以帮他准备好，徐老当时只提出一个要求“我讲我想讲的话”。徐老说：“我不会讲李安是个伟人，不会讲李安是台湾电影的救星，也不会讲李安是国际大导，因为这些大家都知道。我想讲的是，李安是很寂寞的，因为得到这么多光环以后，他的好朋友离他远了，因为每个人都想‘我不想沾了李安的光啊’。所以我觉得李安很可怜，他是很寂寞的。”据说当时李安听了也很感动，“他没想到我会出这招。”
我没有去考究那天他具体说了哪些，我觉得哪个场合哪个时间说这番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关心李安何时出作品、担任什么电影节评审或评委主席时，有少数人在关心他的幸福感。就像那句话——— 当大多数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少数人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有时，我们也需要反问自己，“你给予别人的关心属于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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