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0日，30多名海内外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藉第六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颁发之际，齐聚浙江海宁，围绕“王国维与21世纪传统戏曲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理论探讨。
戏曲界公认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划时代作品。但是如何准确评价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吴乾浩认为，王国维先生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戏曲理念的基础上，把戏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宋词等并列，使其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提出，《宋元戏曲考》发表已经百年，王国维先生在该书开首即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在国际学术视野的基础上，审慎地提出了戏曲起源于巫觋的观点，开启了中国戏曲起源研究的先河。近百年来，随着时代风潮的变化，人们对这一观点的认知出现不同变化，甚至进行了批判，但是时至今日，更多的学者认识到王国维先生眼光的深邃，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对戏曲起源的认知进一步深化。上海大学教授朱恒夫认为《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厘清了中国戏曲从无到有的发展线索，确立了戏曲学独立的学科品格，提升了从事戏曲研究的学人的地位，王国维从浩瀚的文献中爬罗出一系列重要材料，不仅使《宋元戏曲史》成为信史，成为戏曲史学的奠基石，还成为之后治戏曲史者的导航仪。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戏曲研究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是与王国维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相比，我们在学术的深刻性、重要性等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麻国钧认为，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只有六七年就达到辉煌灿烂的境地，但是我们研究了几十年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就戏曲起源问题而言，歌舞到底如何演变成戏曲这一重要命题中，有太多的需要仔细考证和辨析的环节。比如，王国维先生对于“歌者不舞，舞者不歌”的说法存在曲解，我们从现存的民间活跃的一些戏曲中可以看到，歌、舞、诗在过去是明显分开的，分开存在，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戏曲就不可能产生。类似这种问题，青年学者应该大胆质疑和开拓，以便在继承先贤的同时超越先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毛小雨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中国文化赓续和发展的高度，反思在当代中国戏曲存在的问题，应该努力造就像王国维、张庚这样博大精深、影响宏远的大师级人物。人民大学副教授谷曙光副教授则特别强调要从王国维先生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坚守中，获得精神动力，以更富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品格支撑戏曲研究的提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奎呼吁，应以“王国维论文奖”为契机，加强代际之间、地域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戏曲理论研究上台阶，并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戏曲理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谢雍君针对当下戏曲批评的失语和缺位问题，提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戏曲批评？她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批评衍变的三个阶段，特别是以《戏剧报》和《中国文化报》为例对比了戏曲批评在不同时代下的差异状况。她认为，必须有积极健康的戏曲批评，才有助于戏曲创作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批评和创作的失衡，或者恶劣的背离艺术规律的批评则会伤害艺术的正常发展。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周明尖锐地指出，当下的很多批评深陷于功利性、名人效应、罔顾事实、缺乏修养等泥潭和屏障中，这不仅是批评缺位，而是沦落为庸俗的捧场，这一现象必须给予深刻的反思和纠正。
对于中国戏曲在21世纪的发展问题，专家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安徽省艺术研究院李春荣院长认为，我们的戏曲研究文章，过分关注案头文本的研究、历史的研究，缺乏对当下演出实践的关注和引领。学者们应该像张庚先生提倡的一样“与创作实践相通，与大学相通，与海外戏剧界相通”，一方面要在向上的立体的关照和视角中，寻求新的突破，开辟新的道路，保持戏曲艺术的活力，另外一方面也要向下争取作为戏曲原生态消费群体的基层百姓，确保中国戏曲生长的社会土壤的坚实存在。浙江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尧坤表明，浙江省在推动戏曲发展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善于吸收，勇于创新，坚持走自己路”，这一重要的经验。面对各种复杂现象的侵扰，戏曲创新应该既要自觉克服盲目性，也要注意保持戏曲本体的基本内涵。山西省戏剧研究所所长李岗梳理了了山西开展戏曲研究的不同阶段及其得失，他认为山西各地的戏剧研究重剧目、表演、音乐、艺人、剧团等资料性研究，忽视了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升华；而在高校中则多为史论性的研究成果，缺乏和戏曲艺术本体的有机结合。这一状况具有启发意义，如若今后两种倾向的研究者能够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将会获得更大突破。海宁市王国维研究会会长王学海以韩国鸟叔的《江南STYLE》为例，说明人们对中国古典戏曲中“趟马”样式的无知，进而悲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失落，他建议，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应该在中国大专院校，甚至在小学到初中的教育课程中，设置戏曲学习课，以巩固中华民族自己传统的“精神优势与内质”。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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