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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剧《项羽》 |
项羽，作为一种“悲剧英雄”的人格原型，千百年来，已成为文人墨客藉以感时忧世反复讴吟的绝佳客体；近代以降的戏剧舞台，自梅兰芳《霸王别姬》的经典熔铸之后，再到新世纪前后的这30余年间，这一原型更是为戏剧家们所频频青睐，以至于被轮番演化屡屡翻新。“说不尽的项羽”，业已化作当代舞台上不断供人们玩味体悟、寄情托兴的移情对象。若究其因，虽千头万绪，但从总体上却终未能出离“末路英雄，别姬之殇”这一令人扼腕感兴的审美认知意象。
近观济南市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项羽》，眼前顿觉一亮。在项羽题材的众多艺术表达中，此“项羽”机杼自出，大道直行，以极简省洗练的笔触，着重写出了项羽与刘邦、范增、韩信、虞姬等人的关系，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关系与戏剧情境的人物关系高度契合，横向交集且纵向推进，从而差不多构成了将这一历史原型创化为艺术形象的人物“编年史”。笔者以为，其所以别样却又本真，主要表现为这几个方面——
一是在浓烈的历史气韵中凸显出了项羽的人格魅力。秦王暴政，天怒人怨——这是当时的历史大气场。而项羽恰是这种民气的最大聚集者。戏一开场，项羽（孟广禄饰演）率楚军攻克咸阳的盖世之气便显露无遗。几乎是不计后果地杀子婴、烧阿房、斥刘邦、拒范增、坑秦卒，看似简洁的史笔罗致，却是作者匠心独运后高度集中了的戏剧情境的矛盾推演，且最终归落到项羽的英雄人格上。他任情用性、我行我素，他嫉恶如仇、睥睨天下，他不假虚饰、意气飞扬，即至他听闻虞姬（李洁饰演）在逃奔中唱起的楚歌，不由得循声四顾，“飘飘渺渺、幽幽荡荡、凄凄惨惨切切”，居然“勾起无尽情思长”。蓄满乡愁的楚歌，女性凄美的哀唱，让一颗因戎马征战而变得异常坚硬的心顿时柔软下来，这也恰是他的人格闪光之处。
二是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凸显出了项羽的性格张力。该剧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项羽为轴心，同时将几组并列的人物关系发展推向纵深。而这些又都是为项羽的性格塑造所用。写项羽与刘邦的关系，重点写他性格中咄咄逼人的“霸”的一面，从夺玉玺、封汉王到伐刘邦，甚至追溯其鸿门宴上的不辞而别，都体现出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霸气，而刘邦在这种压迫感下为图大谋的忍气吞声和虚与委蛇，又反衬出项羽的这一性格维度，甚至刺激其更趋于极端化；写项羽与范增的关系，则侧重写出他性格中洋洋自得的“骄”的一面，对尊为“亚父”的范增，他的自得自持自用自尊，使得他更多的只是认同着范增的忠直，而屡屡拒斥着范增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逆耳忠言，即至战局失利，面对范增试图扭转战局的非常手段以及对他一错再错的泣血劝谏，他仍然骄傲地坚守着他的战争原则与道德底线而加以粗暴地拒斥；而写项羽与虞姬的关系，则突出了项羽性格中潜藏着的脉脉温情的“柔”的一面，这种柔性是需要女性的柔情来唤醒的。
三是在原型的人格内核中显发出了形象的人性深度。若从人格类型上分，刘邦当属内敛型、理智型的权谋人格，项羽则是外倾型、情绪型的英雄人格。由于项羽的贵族身份、盖世武功和正义名头，较之刘邦，他一开始就占尽了道德优势。该剧正是抓住了英雄人格中的自强、自信、自恋、自尊这些质素，来戮力创造“这一个”项羽形象。一组有意味的细节运用，使项羽在与刘邦较量中的人格优势丧失殆尽——项羽兵临城下，刘邦据城不出，并以无赖般的口吻笑骂项羽“小孩儿”，项羽果真就孩儿般地率真任性不讲规矩，张弓搭箭射伤刘邦；当范增用杀刘邦家人于城下相要挟，项羽又不屑于小人之举而痛失战机；当刘邦施缓兵计假意求和时，项羽全然不顾劝阻而采信之，潜意识里满足着自己的自信自大自恋自尊；为爱惜“英名”可以不杀刘邦家小，却又因楚王义帝的一言不合“伤了自尊”而诛杀之，从而给了刘邦号令天下讨伐自己的口实，致战局急转直下……这一连串的艺术细节与戏剧动作，都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项羽的人格弱点而足具人性深度。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胡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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