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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奋战在第70届威尼斯影展前方的搜狐记者 |
【前言】从柏林到戛纳，再到威尼斯，这些电影节每年总会吸引众多国人的目光。带着让中国观众揭秘欧洲三大最老牌电影节神秘真相的使命，每年都有几十人组成的中国记者代表队前往现场，带来鲜活的一手资讯。从《明星蹭展指南》到《开幕红毯“定毯神针”》，还有那些贾樟柯、李安、娄烨等等中国电影人的专访，都是这一群中国代表队们的成果。与那些跑了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的国外老牌电影记者来说，中国电影和中国记者无论从年龄还是资历上来说，都还只是个孩子：来电影节的我们普遍20几岁，且大多都是只跑过一两年的新手。然而正是这一群20几岁的孩子们，包圆了每年2月、5月和9月分各大网络、报纸、杂志的头条或者焦点位置。与那一条条“定毯神针”，专访贾樟柯、李安的稿子相比，这些写稿子的人在三大电影节上遇到的故事，有时比新闻本身还要精彩。
搜狐娱乐讯（秦川玺/文）威尼斯当地时间9月初的凌晨时分，一个由媒体记者组成的微信群收到一条消息提示。打开一看，消息发自某门户网站的女记者，正在写稿的她突然被无理取闹的房东因为房租的事情理论半天，最后还扬言要赶她出门。收到这条消息的另一名网站记者，此时正端着电脑坐在红毯边上写稿子，因为媒体中心已经在十分钟之前关门，家里网络不好，他只能坐在红毯上蹭着电影节官方的WIFI，这一行为还吸引了路人过来拍照。掐着时差一算，距离截稿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连微信都没时间回又继续着敲打着键盘。与此同时，他的同事正在找另一媒体的摄影记者拷图片，因为当天的Photocall（发布会开始前明星会统一站在某处接受记者拍照）人满为患，只有一两位中国媒体有幸进入。此时三位记者心中所想的都是：快点弄完，第二天早上还得早起看电影，或者去约红毯证。
对于跑过三大电影节的记者们来说，以上这一幕其实再寻常不过。
PART1：我们的状态
我们是外媒眼中的“那一堆年轻人”
从2011年才开始跑电影节的记者C来说，三大电影节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国际同行们的年纪。他第一次去的电影节是柏林。在换记者证的办公室，他被那平均年龄加起来估计已经超过50的老爷爷老太太们震惊到了，他们一个个气定神闲精神矍铄地换着记者证，彼此悠闲地打着招呼。这也是很多中国记者到了欧洲电影节后最深刻的印象，跑电影节的记者，除开中国人以外，年纪轻的记者或许占不到三分之一，甚至连中国人的邻居，经常出现的几位日本记者年纪也都快40岁了。平时排队看电影，总会有中国记者被国外大叔大妈们好奇年纪，并在后面加一句“真的好年轻”作为结尾。有趣的是，国外媒体眼中的中国记者不仅年轻，我们还经常抱团出现，“无论是排队看电影还是在媒体中心，常常看到你们扎堆。”一位意大利大叔这样说。
国内最早开始跑电影节的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谈到国外记者年纪普遍偏大时说，这与国外的记者制度非常完善有关系。“他们如果真正做，有一层层的上升空间和完善的体制保护。但在国内，记者是青春职业，大家趁着年轻跑几年后纷纷转行。”她说，有一次跟一个瑞士记者聊天，对方问她压力大不大，她礼貌性说了句还好，对方大吐苦水称亚历山大，因为“一年要出四篇大稿。”或许不同国家对于大稿的定义不同，但，这让每周都要写篇大稿的中国媒体情何以堪！
对中国明星爱恨交加，一趟电影节瘦6斤
其实很多中国媒体最初来到电影节的原因都是中国电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带来流量和销量的重要保证。但像戛纳这样中国明星扎堆的电影节，每天记者们都像赶通告一样往返于各个专访的酒店、咖啡馆，有时一个下午就约了四个采访，还在不同的酒店，在酒店之间扛着机器小跑实在是每个记者都经历过的事。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她第一年来的电影节是2005年的第58届戛纳电影节。那一年，可以算是近年来华人在戛纳最热闹的一年，竞赛片有王小帅的《青红》，侯孝贤《最好的时光》；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去了戛纳卖片；章子怡出演的一部日本电影《狸御殿》；主竞赛的评委有吴宇森，杨德昌是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台湾分别都办了电影之夜。再加上当年《星球大战》选择在戛纳首映，需要她一个人搞定的采访，尤其是专访实在太多，光《青红》的主创就有三、四个人需要专访。来到戛纳后，十一天她足足瘦了6斤。
“那个时候还要去做突破性的采访”，陈弋弋回忆，有一次当她得知和中国某重要影人坐同一班飞机前往戛纳时，她想尽办法前往头等舱采访，在飞机上写完稿件后，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把稿子传回去。
当然，中国记者对中国明星的不仅是爱的，有时候真的“恨”到牙齿痒痒。对于有的影响力并不如四大网站的媒体来说，有的明星太耍大牌，各种拒绝采访，但另一方面领导又会施压，这导致有一年的戛纳电影节，某媒体记者竟然连类似于陌陌的社交软件都用上，只是为了搜索附近有没有中国人，然后搭讪，然后看看能不能约采访。而那些对于媒体来说Low到如尘埃般的小明星，借着好不容易来戛纳的机会天天求着做采访。今年有一位明星来戛纳，求着一家门户做采访，百般无奈答应下来后，记者告诉她去电影宫门口汇合，对方问，“电影宫是什么地方？是地标吗？跟当地人说他们都知道怎么去吗？”
去之前为找房而战斗，去之后和网络战斗
其实有很多人很难想象，去国际电影节之前，最让记者崩溃的竟然是住宿这样最琐碎的问题。对于很多在欧洲大陆举目无亲的中国记者来说，光是如何通过网站找到房源就是痛苦的事情，很多媒体第一年去的房子，都是通过在Google上搜“house for rent”再加上当地地名搜索出来后，用邮件反复跟房东沟通觅得的。基本来说，一家媒体一去就是三四个人，住酒店太贵，去的媒体基本都会选择短租公寓。但即便如此，戛纳、威尼斯这种选择在当地旅游黄金时节举办电影节的行为简直就是敲钱，一栋离电影宫直线距离1000米（注意，是google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但请记住，没有一条路是直线抵达的。）两室一厅，装修非常一般的，基本在4000欧（人民币3万）以上，可以供记者住11天左右。
国外的网络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四面环海的威尼斯，曾经因为下暴雨，还出现过四个小时断网断电的“灾难性事件”。对于摄像记者来说，每天往回传视频是最费劲的事情。有时候活动干到很晚，家里网速很慢的情况下，只能去酒店大堂等奇怪的地方蹭网。
同样丢手机，在电影节场内场外两个样
其实很多时候，在国外的生活与留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年跑柏林电影节的C手机在中央火车站被两个小孩抢了过去，去火车站保安室报案时对方声称手机被抢的地方没有摄像头，搪塞了事。随后他们又跑去附近的警察局报案，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人过来理他们。语言不通的他只能当做破财消灾。
其实只要不靠近危险的地方，在电影节场地内部，一切都还是非常安全的。在电影节内场丢手机的文文就充分感受到了这种安全。她曾分别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都丢过手机，但好在都是在电影宫内丢失，三次她都在电影节设的失物招领处寻回手机，“每次工作人员都会拿出一大把手机，让我找哪个是我的。还有一次没有，过了两天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又捡过来一批手机，再让我去挑，看来丢手机的人还是很多的。”
当然，偶也也有“艳遇”
很多时候，中国记者还是以抱团形式出现。而很多国外记者其实对中国记者并不感兴趣，最多就是在排队看电影时互相寒暄几句，交换一下对某部电影的看法，在不同的电影节遇到时点个头。
但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记者圈流传着一个段子。段子源于一个法国记者的twitter。原文写“希望我身边的这位中国男记者知道，你身边的另一位意大利记者是在跟你搭讪。这个意大利人上前和他套近乎，互留了电话，还拍了张合影，走的时候还相约周一一同去主岛上玩耍，但这位中国小哥似乎完全没搞清楚状况。”此twitter被中国影评人转发到微博上，引来圈内一阵猜想。虽然此事不了了之，但类似这样的“艳遇”八卦，也会在记者圈中散播一下，为高压的电影节工作减减压。
PART2：我们的领悟
要哄好国际公关，不然约不到大腕采访
几乎每位记者都能写一本厚厚的勾搭国外公关血泪史。
很多选择来电影节的电影，都会将自己的宣传部分交给某一家公关公司全权代理。想要约来电影节参赛、参展的电影主创采访，都必须通过这些公关公司。步骤是先发邮件预约，然后再就可能性与对方做进一步沟通。
作为网媒中较早一批开始约国际公关采访的阿花，她第一年就约到了三分之二竞赛片的采访。“不过那是柏林电影节，是三大电影节中最好约的一个”。她说，虽然国外公关都比较高贵冷艳，但是非常直接，基本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这个采访申请是否有可能。公关拒绝采访申请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片子太热门。因为中国媒体对他们来说不是主流媒体，所以对于热门片来说，他们常常都会把中国媒体放到备选名单中；第二、片子在中国没有发行方。这是国际公关拒绝采访最堂而皇之的借口，所谓没有发行方，就是指这部电影在中国不会发行，所以他们不会浪费这样的时间给到中国媒体。
近两年，媒体发现，有的电影即便相当热门，但国际公关竟能同意给到采访机会，仔细看邮件才发现，原来明星做个采访是要收费的，有一年莱昂纳多要去威尼斯，记者发现他一个人五分钟的专访竟然要花掉2500欧元，也就是近两万人民币。
当然，如果哄得好公关，不仅在热门片上会通融一把，在收费问题上，他们也能帮你想到完美解决办法。据说某电视台每年都会送给公关比较精美的礼品，以建立彼此联系。去年威尼斯和该电视台的记者聊天，她说自己不仅和很多公关公司关系好，也和很多中国的发行方都很熟，如果有一部有重量级明星的电影有中国发行方，发行方会帮他们付采访费用，甚至有的国际公关公司也会免除他们的费用。
这样的“特殊关系”的建立自然不可能只是一两件小礼物就能搞定的，其中还牵涉到媒体实力，以及公关对于媒体的印象分等方方面面。阿花说，曾经那会儿有公关公司给网络媒体安排采访，以前他们看中的是电视台、日报。近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才对网络媒体采访权限宽松很多。但也有很多时候，约不约的上还是要看运气，比如连续两年她都从公关手上约到了三池崇史的采访，可到了第三年，怎么约都不给安排了。
采访时要装高贵冷艳，不要拿出吉祥物
阿花说，哄好公关是个技术活，更重要的还是要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习惯，做个靠谱的好青年。比如实现约好的采访，一定要准时前往，而在采访时能哄导演和演员高兴，提出比较能让人印象深刻的问题也会加分。基本上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与公关往来，他们对记者的态度都是试探性合作的，而如果长时间在他们面前形成靠谱的印象，以此换取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很有可能把很重要的采访给到。
此外，在采访时，国外公关们也有很多“禁区”，比如说好的圆桌采访是不允许拍照的，此外，对于有些比较苛刻的公关，他们甚至对于视频专访的设备有所要求。
有时出于对网站品牌形象体现的需要，有时采访某些重量级国际电影人时，总希望能够获得他们拿着网站logo或者吉祥物的麦标或者公仔拍照。这一中国记者看起来非常正常的举动却让国际公关颇为苦恼。一位门户网站的记者曾去做法国知名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的视频专访前，摄像架设机器时，公仔不慎从包中调出来，恰巧被公关看见，似乎是因为之前安排采访时有过不良经历，导致这位面色原本和悦的大叔瞬间爆发，指责“如果再让我看见这种东西你们就立马出去！”而有的网站会让记者穿着印有网站LOGO的POLO衫，让记者与明星合影以此推广品牌形象。但对于公关们来说，尤其是那些人气明星，采访后合影、签名等具有粉丝倾向的行为都会让他们头疼，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高贵冷艳的进去，采访完之后再高贵冷艳的走出来。
我们的提问技巧也不比银发老人差到哪去
参加过竞赛片发布会、与国外记者一同参加过小型群访的中国媒体都觉得，其实外国大叔大妈们的提问技术与咱中国媒体差不了多少，水平有高有低。一位现在供职于某周刊的记者M说，她经常在小型群访上，听到那些前辈提发布会上被问过很多遍的问题，有的则不会做功课，去提问一些官方资料里都有的问题。
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说，即便如此，但在提问方式上，中外记者依旧有差别，“中国记者一般都会提问题本身，或者是交待一下为什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但国外的记者都会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然后提问。”而本人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就两次目睹同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拿着话筒发表了一堆感想，却一个问题都没提，让现场主创尴尬不已的场面。
那位供职于某周刊的记者M也说，其实在小群访上，有的媒体为了被导演或者演员记住，都会提前做功课，他们会对电影做一些有趣的解读，有时候会让主创眼前一亮。而国外媒体，他们常常喜欢提问一些电影的政治背景或者社会背景有关的问题。“当然，这跟他们的阅读习惯和职业背景有关，很多国外电影记者在此之前都是社会新闻或者实证新闻记者”，网站记者阿花补充，“不过，就好比中国记者在现场就问不出乔治克鲁尼花钱买卫星监控战乱地区一样，其实对于那些中国电影，外国人也提问不出类似《郊游》中是否牵涉到两岸关系的问题。”
应该选择性的做新闻，不是所有LOW咔都要采
对于中国媒体来说，电影节的热情程度正在逐渐降低，日报来的媒体渐渐少了，现在的电影节几乎是门户和视频网站的天下。而以前那种一部中国电影在戛纳做展映能连续上五天头条的好局面也不复存在。对于有些小演员来说，想要在电影节约一个采访越来越难，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体放弃了“别家有，我家也得有”的求多求全路线，开始按照新闻敏感性来做理性判断。
“以前死堵中国明星，现在媒体的眼界变宽了。”而事实上，不仅媒体的眼界变宽了，观众的眼界也逐渐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前两天金基德新片《莫比乌斯》颠覆三观的新闻，就冲到了某网站当日流量的第七。
“电影节无论怎么说都是比较小众的东西，对于媒体来说，找存在感会比较重要。”某门户网站副主编陈弋弋这样总结。她觉得，未来不仅明星可以选择性的采访，甚至连电影节也可以选择性的出来做报道，毕竟选择一个最有代表性的电影节做报道，会比三大电影节同时都道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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