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娱乐“困境”：最爱《江南style》

南都娱乐周刊制图

　　电影《西游降魔篇》中，唐三藏抱着本《儿歌三百首》试图降妖伏魔，可见周星驰眼中，儿歌具有打败邪恶的强大力量。印度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儿歌拥有“最有吸引盘踞的力量”。然而在今日中国，儿歌更多地成了成人的怀旧符号，至于儿童，他们多半爱唱成人的歌—儿童真人秀节目《中国新声代》近日正在播出。小选手们大多选择了流行歌曲作为参赛曲目，选择难度更大的英文歌曲亦不乏其人，他们的举手投足满是小大人风范，而选择演唱儿童歌曲的小选手则几近于无。儿童不再唱儿歌了吗？六一儿童节将至，南都娱乐周刊走访调查北上广多位儿童、家长、音乐人、教育者，试图作出解答。

　　引子

　　中国儿歌曾饱含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

　　一大群热爱回忆的遗老遗少，借着音乐的名义在各大电视台以选秀、老歌新唱、老黄瓜刷绿漆的方式齐刷刷消费畸形的华语流行音乐时，看着小学、幼儿园里孩子们孤单的背影，吃惊地发现我们长期忽略了对一个群体的音乐培养，这个群体叫儿童，他们需要的音乐叫儿歌。九十年代以来，国产儿歌就永远停留在吃老本的分水岭上。

　　在“儿歌”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字眼没出现的几千年前华夏大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童谣，像风筝一样飘荡在农业时代孩子们的天空，它以极其地域化、方言化、口语化的生动谐趣，感染了街巷里弄、深山孤村里的老少妇孺，教化与娱乐作用，不是《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启蒙文本所能企及。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儿歌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背景的音乐人创作，曲式整饬，内容书卷气，童谣就野趣很多，俚俗逗趣，言之有物，甚至有能在各种历史阶段影射现实，形成谶语的效果。1949以降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意境明朗，情感灿烂，视野开阔，有社会主义美学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像八十年代的《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田野》、《歌声与微笑》超出儿歌的范畴，广为传播。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几乎上演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老歌回忆录。现在星星不见了，儿歌越来越稀薄，几乎没几个人知道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儿歌衰竭背后，是很多孩子纷纷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一知半解，却自得其乐。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

　　另一种无言反抗是，孩子们接受恶搞的衣钵，篡改老儿歌，炮制了一批灰色儿歌跟“黑色童话”对仗，比如“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改成“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今年年初左小祖咒的儿歌专辑《这小小的葡萄我从来没吃过》也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反抗。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说“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他认为电视、网络等媒体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工业时代的紧张、烦躁、势利，处处都是隐形的三聚氰胺，吞噬了农业时代舒缓的童年，让一代代人身心提前早熟。

　　如波兹曼所言，大人是什么样子，孩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缓冲区，诗意欠缺，物欲泛滥，城市的独生子女早早地丧失天真可爱，抱着iPad，玩着iPhone，沉迷于暴力游戏，满口粗鄙的网络语言；在农村，很多大人出来打工，孤寡老人守着孩子，土地荒芜，村庄空巢，城里城外，孩子们的童年越来越孤单或者越来越被物质娇宠包围。

　　上个世纪鲁迅说，救救孩子！现在我们先来救救儿歌吧！抢救儿歌还得先从抢救大人开始，恢复大人的未泯童心，唤醒他们心底沉睡的心志，复苏对美好诗意的想象力，和孩子们一起玩，像孩子一样观察、学习、思考，跟孩子做朋友，听孩子的心声，最后写出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新儿歌。我们能不能期待这一天到来？！

　　现状

　　儿歌消失：儿童世界向成人世界急遽靠拢

　　以2000年为界，在这一年之前与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仿佛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童年。就算是90后，对童年的歌唱记忆仍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送别》、《卖报歌》。而当前出生于新千年之后的一代儿童给出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我刊记者针对分别位于上海静安区、浦东新区的两所小学的两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针对“现在班级或者学校同学中最流行哪一首歌”这一问题，其中一个班级全数给出的答案是《江南style》。而被问及自己喜欢的歌曲和歌手时，《江南style》、《最炫民族风》、《三寸天堂》等几首歌仍居高位，而徐良、汪苏泷、蔡依林等歌手的歌也被多次提及。在对家长的采访中，上海有二位年轻妈妈表示自家孩子近来最经常唱的是《江南Style》和《甩葱歌》，一位爸爸则惊讶于儿子已将鸟叔新歌唱得滚瓜烂熟—“不是《江南style》，是鸟叔的新歌，新歌哦”，至于这首鸟叔新歌的名字，这位爸爸说，“你问我名字，我怎么知道？”

　　课堂篇教材里都是十几年前的老儿歌

　　对于现在的小朋友而言，儿歌是只在课堂上才会唱的歌曲，下了音乐课，这些歌很难再被起。广州的马群昊小朋友就直言，书上的那些儿歌旋律不好听，歌词比较普通，很多重复很枯燥。广州的刘湘漪小朋友也坦言，“书上关于小黄鹂、小鸭子的歌，唱起来很无聊。这些歌曲都很幼稚，唱起来觉得没意思。”她喜欢唱类似《最初的梦想》、《怒放的生命》等比较励志的流行歌曲。而老师们的苦恼在于，儿歌在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方面已不再有魔力。幼儿园老师小Q告诉记者，只有在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们才会唱课本中的儿歌，如果让他们自行选择，他们的首选是《最炫民族风》这类比较符合潮流的歌曲。在这位年轻老师的眼中，现在的小孩子都比较早熟，小朋友和成人的界限不是很明显，小孩子唱的歌跟大人喜欢的歌基本没有区别。

　　儿歌不再被儿童欢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儿歌创作严重断层，老儿歌与现在的孩子生活环境完全不符，使得孩子们对儿歌产生隔阂。小学音乐老师张老师就表示：“现在教材中好多都是十多年前的歌曲，什么《小毛驴》啊之类。现在的小孩都不懂什么叫赶集，你让他们怎么去感受并喜欢这首歌呢？”而她每周都要为广播教唱的选歌而苦恼，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她也只能选择一些比较励志的流行歌曲教给小朋友去唱。小Q老师也坦言：“书本里面星星啊小老鼠上灯台这些歌都吸引不了小朋友了，因为他们平时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家长篇孩子唱成人歌，不干预也不鼓励

　　家长的默许也是孩子们抛弃儿歌的另一个原因。本刊记者针对北、上、广三地的儿童家长调查都显示，多数受访家长虽然觉得孩子还是唱儿歌比较好，但不会去干预自己的孩子去唱流行歌曲。北京的一位7岁孩子的父亲就坦言看到孩子会跳会唱《江南style》觉得很新奇，“我问她从哪儿学的，她就说是学校放的呀。学校课间操要跳，还跳《最炫民族风》，还有人领着跳。”对学校的做法有何感想？这位家长向本刊记者表态，“我觉得学校这样挺开放的，我觉得无所谓吧。”而广州的姚女士也表示：“流行歌曲有些旋律比较动感，小孩子很喜欢，他能唱，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当然，也有家长表达了无奈，“电视里还一直放《最炫民族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它一放这个我就转台。其实说真的我不是很希望他听这些，但是现在哪防得住啊”，上海的一位妈妈如是说。另一位上海家长表达了相似看法：“我从心底里肯定是喜欢她唱儿歌的，什么年龄唱什么样的歌吧，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干涉她，因为害怕跟她说了以后，反而激发她好奇心，你知道大多数流行歌曲都是情情爱爱的呀。”

　　而另一方面，儿歌通过父母对孩子口口教唱的传播方式，在如今也已不多见。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孩子们表示家长们完全不教他们唱歌，大多数家长表示在孩子小时候会教唱儿歌，但上了小学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教孩子唱歌，除非学校给了任务。而城市孩子不少是在父母的车上学会流行歌曲的，广州的姚一凡小朋友就表示：“自己会唱的歌大多数是从爸爸的车上的CD中学来的。”北京一位7岁的小女孩也对本刊记者说，“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放歌，我就学会了。”

　　也有家长对孩子所听的歌曲进行了一定引导。上海一位家长称，“我儿子好像比较喜欢凤凰传奇，因为他在KTV里最喜欢唱他们了，虽然唱得蛮好，但我还是会引导他听听‘高雅’点的音乐啊比如英语歌，这样也能顺便培养英语语感。小孩肯定不会觉得凤凰传奇土啊，所以你也不能直接跟他说不好，只能引导……”北京的一位爸爸则是在车上放歌时有所选择，将孩子喜欢的歌与大人喜欢的歌分别刻盘，当然，“有时候我放我喜欢的歌他也听着”。

　　与无所谓孩子唱什么歌、对引导孩子听歌唱歌力不从心这一情况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家长热衷于为孩子报班，其中不乏音乐方面的专门学习。众所周知，中国的钢琴儿童数量达到惊人的地步。至于在日常中更多发生、对孩子的审美培养至关重要的歌唱，中国家长的漠视令人费解。

　　媒体篇在视觉媒介面前，童年已死

　　电视节目、网络等媒介或许是促使中国儿歌衰竭的最大因素。大多数的受访孩子表示，自己学习的流行歌曲大多是从电视节目、动画片以及网上得知。在媒介面前，儿童“即刻满足”的心理得到满足，媒介让所有面向成人世界的秘密在儿童眼中一览无遗。成人社会的某些方面要对儿童保持缄默，以保证儿童社会的完整，一旦这个关系失守，无异于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将童年绞杀，孩童和大人之间的界限不再具有区别，对此，尼尔·波兹曼曾经给出过一个严肃的警告：在视觉媒介面前，童年已经死了。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孩子们在通过媒介接受大量的讯息，并迅速被成人世界同化，从而抛弃了传统社会中孩童应有的特征。

　　在媒介的作用下，儿歌曾有的启蒙作用被逐渐消解，流行歌曲的娱乐作用迅速递补而上完成对儿歌的彻底替代。“这些歌在电视上天天放，也就学会了”，广州、北京都有小朋友这么告诉记者。对此，《中国新声代》的总导演陈刚也表示，目前成人化选秀和成人歌曲对孩子们有一种轰炸式的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陈刚导演向本刊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孩子们面对目前流行歌曲的市场，选择了这些作品，你说他们错了吗？也没有错。因为这都是社会和媒体给予他们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只能接触到这些的话，就是最大的担忧。我们给予他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

　　困境

　　既无创作，也无市场

　　信息爆炸的时代，儿歌仍然被需要么？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流行歌曲无法代替儿歌的启蒙作用，儿童特有的音域和声带也要求专门的儿童歌曲为儿童服务。在本刊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有将近70%的小朋友表示希望能有更多专门写给小朋友唱的歌。

　　儿歌创作者严重断层

　　本刊记者采访了吴颂今、游威等数名音乐人、乐评人，他们一致认为眼中，正是因为儿歌的缺乏，才导致流行歌曲乘机侵入儿童世界。曾经主编并执笔编写沿海地区版中小学音乐教材的雷雨声教授认为，无论什么时候，对孩子的音乐教育都是重要的，音乐会对孩子的素质培养起到一定作用，尤其是让他有一种善的性格、一种美的品德。《中国新声代》总导演陈刚在走访调查一万多名儿童后也得出结论：“其实60、70年代创作的那些童谣生命力很强，我们重新编曲，让它更有时代气息后，孩子们还是蛮喜欢的。但是9岁以上的孩子就比较令人头疼了，他们目前是真的没有歌唱。”这种情况下，新的儿歌创作变得迫切。

　　一方面是儿歌在儿童生活中的集体缺席，新的儿歌亟需创作，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儿歌创作者面对现状苦苦挣扎。对比强烈的一点是，儿歌的服务对象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而现今仍在进行儿歌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人却是一群年近古稀的老人。年近七十的儿歌创作者吴颂今坦言：“现在中国的儿歌创作者中有70%跟我差不多年纪。但是再往下看，几乎没有更年轻的人来接班了，儿童音乐创作在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再往下就很少有人愿意做这个事了。”而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青壮派，30岁的儿歌创作者景熙也告诉记者：“跟我差不多的年龄儿歌创作者几乎没有，更不用说比我年轻的了。而其他的创作者可能要比我大很多岁，我们这中间是断层的。”而造成这种青黄不接的现象的原因被景熙直指为整个市场环境的不景气，他坦言，现在做儿歌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大部分的儿歌创作者其实都是半职业的，他们大多在儿歌创作之外有一份别的工作。景熙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支摇滚乐队的贝斯手。给大人写流行歌曲，经济效益和回报都要好得多，写一首流行歌曲可能拿好几万，但是写儿童歌曲甚至没有回报。

　　儿歌推广平台被极大挤压

　　更让人无奈的是，即便这些儿歌创作者仍然抱有旺盛的创作欲望，但是市场渠道的狭窄仍然让他们倍感掣肘，过去曾有大量儿童音乐节目、杂志提供给这些创作者发表的平台，但是市场化大潮下，这类平台迅速被淘汰，电视节目被大量选秀、娱乐节目代替，儿童节目也逐渐成人化，使得推广儿歌的平台被迅速挤压。现在全中国只有几本杂志还会在做推介儿歌，大多数儿歌写了也根本无法被孩子知晓。华语金曲奖创办人游威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今年在评选华语金曲奖2013最佳儿歌专辑时，我们搜遍网上，都很难凑齐5张入选的儿歌专辑。目前的儿歌原创真的是非常凋零。”与儿歌及其创作者在中国内地的式微处境不同，在日本甚至台湾，都有专门为儿童服务的歌手，他们定期会推出针对孩子的专辑，甚至会去学校进行演唱宣传，在国内，儿歌更多是作为一种早教产品进行开发，但早教唱片市场存在严重的盗版侵权状况。这一切都让国内的儿歌创作者更像是一群游勇散兵。

　　儿童多变的审美情趣也在考验创作者的应变能力，创作者在不断的摸索中艰难转型，音乐人游威就表示“小孩子的音域和理解能力和成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把成人歌曲的模式照搬在儿歌创作方面。”吴颂今也表示现在的孩子审美在不断变化，过去的儿歌创作模式已经不符合现在孩子的审美，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流行儿童歌曲。这种新式儿歌是根据现在的时代和现在的孩子的喜好，借鉴一些日本卡通歌曲的节奏，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小孩子熟悉的语言词汇，创造一些带有流行音乐风格的儿童歌曲。而年轻的创作者景熙的想法更加直接，他觉得他做的就是给孩子写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