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2:解构李樯:
风格
残酷叙述透出希望之光
李樯笔下的人物都有如下的共同特征:他们不完美,他们的好坏模棱两可,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某些群体的浓缩式展现,每个人物都充满隐喻或者象征。最重要的是,看似残酷的结局背后,其实又透着希望之光,只是很多人把这一点光亮忽略了。
李樯也非常不理解为何大家都说他的作品中充满的都是“残酷”和“悲剧”。一次,一个记者电话采访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作品中反映的都是悲剧的人生……”李樯为此跟对方辩论了十多分钟,“我的戏怎么就悲剧了?王彩玲像烈士,她一直在追寻她的心灵之光;姨妈对于爱情的那种付出已经到了一种癫狂的地步。她最后选择了回东北,选择回到那种她曾经放弃的生活中去,那是因为她原谅了生活,选择了宽容。这种境界谁又能有?”
每个角色都暧昧存在
在李樯的作品中找不出一个爱恨分明的角色,每个人都是一种暧昧的存在。他说,“一个职业作者的写作没有那么多个人好恶,有时候作品已经超出了你个人好恶之外了,我觉得它对这个戏起作用,我就去朝着哪个方向弄。” 无论是《孔雀》、《立春》、《姨妈》还是《致青春》,这些模棱两可的人物都是集结呈现,角色与角色之间构成了一个合唱团,这其中有低音有高音,加在一起就是一首时代的大合唱。
执行的意义大于指导
除此之外,李樯作品最大的特征就是剧本的“唯一性”。有人评价“按照约定俗成的理解,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在李樯这里,出现了新的局面。他是罕见的,能够保持作品独立性、完整性的电影编剧。他的独立,来自于他故事的丰厚与成熟。”李樯剧本里,将每一个场景的所有细节都交代得非常具象与清晰,甚至连镜头机位都能够被考虑进去。而多线索叙事的复杂结构,也在剪辑层面捍卫了他作品的主权。他的一个朋友说,李樯的作品对于很多导演来说,执行的意义大于执导。其实在《致青春》之后,不少人也认为,这部作品导演赵薇在创作方面的贡献很低,恰恰是编剧的存在感非常的明显。
故事都具有侵犯性
李樯曾在《孔雀》的后记上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孔雀的这种观赏性,在人类身上同样存在。”对人的热爱,是李樯创作的核心,直面人的本质,成就了李樯。
他经常说的一个词语是“侵犯性”。他认为,好的人物与故事都是具有侵犯性的。“有个性就很难与很多人沟通,如果你把自己搞得很模糊,虽然大众好接受,但丧失了个性。”李樯形容自己像一个体温计,感受外部的阴晴变化对自身的影响,然后将这种影响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诚实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作者都不敢描写人生一些禁区的话,那这个作者就不是一个有力量的作者。我只能很诚实的写作,写作我感受到的东西”,李樯说。
创作
代入式地思考人物命运
在他的剧本中,那么多丰盈的细节从何而来?这来自于李樯强大的感受力。他说,他笔下的人物会像一颗长在心里的种子一样,等待着它生根发芽,很多时候都是人物带动他来进行创作,“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考虑,如果我是这个角色,我遇到了这样的遭遇,我会如何去做?” 而平时对人的观察、听到的、看到的故事,以及过往丰富的生活经验,形成了他的素材库。
大量阅读保证创作连贯性
李樯曾经跟好友说过这样的话:编剧不能只靠那些天赋和阅历。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天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断断续续,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才能保证创作的连贯性。接受采访时,李樯说“因为人的直接经验很有限,多半需要从间接经验中获取。”最近李樯又开始大量的阅读,他在为新剧本找题材。“接下来我会有无数种可能,我想写一部关于杀手的电影,想写枪战片,一切皆有可能。”
心态
一部作品做不到人尽可夫
“我知道我写《致青春》很多人都有很多说法。”面对蜂拥而至的争议,他给出了很客观的回应:“一旦你保持风格,会有人说你老这样,你一旦改变,又有人会说,你不是你了。”李樯觉得,一部作品不可能做到“人尽可夫”,有人喜欢就自然有人讨厌。“连宗教都会产生质疑,更何况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在赞美或者批评一个东西的时候,更多的是露出你的马脚。这是你自我心灵的外化,可能作品应和了你,又或者激怒了你。”
>>>点击阅读:part1.赵薇:没有编剧李樯就没有《致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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