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杰：“俗”对我而言 一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

金士杰

　　“学会如何死亡，就学会了如何生活。”10多年前，美国作家米奇·爱尔邦的畅销小说《相约星期二》一度风靡全球，曾打动不少中国读者。4月12至13日，由该畅销书改编的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将首次登陆广州，在广州大剧院连演两场。该剧由台湾著名戏剧表演家金士杰、全能艺人卜学亮连袂演出，讲述了一个关于病痛与死亡的真实故事，是作者米奇与罹患绝症的莫利教授共同走过的一段生命历程。该剧自2011年初在台湾首演后吸引了蔡康永、李立群、庾澄庆、张小燕、郑元畅等诸多明星大腕捧场。

　　3月17日，主演金士杰、卜学亮分别来到广州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大剧院，为广州市民讲述“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感悟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那些故事，就此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金士杰，谈谈他的角色、人生和戏剧。

　　谈角色面对死亡，莫利可能会嘲笑江滨柳

　　作为台湾戏剧界泰斗级人物，金士杰曾因出演《暗恋桃花源》的江滨柳为内地观众所熟知。在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中，金士杰仅以上半身演绎患有“渐冻症”（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逐渐萎缩无力）的莫利教授，他和卜学亮2人要撑起全长2个小时的演出，极为考验演员功力。

　　南方日报：这部剧主题是“死亡”，讲述了一个“不知如何说再见”的故事，“懂得说再见”为什么那么重要？

　　金士杰：害怕说再见，不知如何说再见，就要追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在躲什么？怕什么？如果你不躲不怕，请问你要如何说？所有阴沟里的问题都被拉出来，让它见天日才比较健康。剧里面有很多我们回避、不敢面对的东西，它需要被追问。人生充满了随时要说再见的时刻，成长就是不断地走向离别、离别、离别。

　　其实戏里面有很多广义的空间，未必就是“死亡”。用“死亡”这个题目作为引子，指向你心里的暗处——你有许多躲闪的东西，让它见天日吧！你害怕就告诉我你害怕，不要什么都不敢做、不敢说。你真的无词以对，就请你抱抱我。即使没词，你还有手、有体温，有许多可以对这世界多做一点的那些事儿。

　　南方日报：您的作品都在“围绕生死叙事”，之前您提到过“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但看待问题的方式变了。”能谈谈改变的原因吗？

　　金士杰：每一个人在每一秒钟都更走向“老”，我们先别说“死”，血液循环、呼吸量、脑中画面的变化……这些统统在减速。于是，很正常地，生跟死的态度也会调整，对爱情的需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也会变。“变”是天经地义的，对生死应该也是。永恒不变的是敬畏或者恐惧，对生命仍然是不舍的，只是有新的元素进来了，比如幽默、豁达、跳脱等等。

　　南方日报：相比莫利，《暗恋桃花源》中的江滨柳是一个“不会说再见的人”，他一辈子都沉浸在对云之凡的思念之中。作为现在的“莫利教授”，您想跟当年的“江滨柳”说些什么？

　　金士杰：他们俩都在倒数计时，指头一算、手没伸完，他们就该咽气了，在这种情况当中，能说的话有限。我觉得莫利可能会嘲笑江滨柳，而且会笑得很大声好让江滨柳听到，“哈喽，你值得笑，而且我让你听到我在笑，而且这样会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江滨柳有点“哪里难过哪里去”，喜欢“过不去”，日子每一秒都是难过的。活该！他应该有个好朋友，如同莫利一样，拍拍肩膀，笑两下。

　　谈人生“俗”对我而言，一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

　　金士杰从小就因古灵精怪的性格被同学称为“小丑”，后来为了对抗台湾僵化戏剧靠卖苦力养活自己，多年来奉行独身主义，但2年前突然结婚生子才开始用手机学开车，雅号“金宝”的金士杰，既是台湾现代剧场的“活宝”，也常常在与赖声川抬杠时“耍宝”，因异类性格与30多年的好友赖声川两人都是“造梦”的疯子。

　　南方日报：您儿时有一个外号叫“小丑”，您自认为也戴着一些面具？

　　金士杰：绝对的，小丑绝对是撒谎的人，有双重以上的人格，他是一个障眼法。原始的他、自然的他、赤裸的他是手足无措、害羞的、找不到恰当表情或语言的那种人。因此他见面就先用一个招数或者一个面具代替，久而久之，他就变成“小丑大王”了。当他可以自然地面对这些人和事的时候，小丑就长大了。我的起步多少也这有关，只是没有这么极端。

　　现在我常常将自己比作“落叶”，年轻的时候比较反叛，老天把我生成一个男人，我就一定要做那种很“man”的事情吗？No。我身上是不是有阴柔的部分？总有那种叛逆的想法。年纪大了，我接受“我就是一片落叶”，落叶是不需要跟天作对的，并不会惭愧地觉得“对不起，我70岁了，所以我该驼背了”。“活该”就“该”嘛。这一切“该”的事情使我发现我可以不必用力，不需要跟上帝当敌人。我照着我认为对的事情做就好了。

　　南方日报：您早年毕业于农专畜牧科，有过一年半的养猪生活，这种“农业型社会”性格对您的戏剧创作有什么影响？

　　金士杰：舞台剧就是“一针一线”，农业社会的意义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写信是慢的，我到今天都不会用键盘敲字写剧本，只会用笔写。我把草稿给人家看，人家吓傻了，“这个年代写剧本还这样写？”就像是好长的一个日历，从头到尾，写完撕一页，密密麻麻、涂来改去。以前我在台北也不会开车，就骑脚踏车，那个速度我喜欢。我的语速都比一般人稍慢一点，这些大概都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有的时候下厨房，我还蛮喜欢那种笨拙的、水龙头一开慢慢洗的过程。

　　我喜欢《庄子》里讲到有一个老农夫浇水、种地，别人看不过去他速度太慢想教一个科学点的法子，农夫拒绝了，说我就是要这个时间，要水慢慢流过去，不要马上被一个科学方法代替。

　　南方日报：除了话剧，您也参演电影、电视剧，也曾上过综艺节目。您说自己对话剧有洁癖，但您对世俗又仿佛比较宽容，您觉得这两者之间矛盾吗？

　　金士杰：年轻的时候，它们之间矛盾大。年纪大了，咦？化了！孩子一来，就更化了，需要点奶粉钱。该俗的时候，我一点都没客气。旁边又有一个教练（指着坐在一旁的卜学亮），更俗的，哈哈！（大笑）

　　“俗”这个字对我来说，一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年纪大一点对这个字的了解真的比较多一点。以前戴有色眼镜对待它感觉蛮骄傲的，蛮不跟它“眉来眼去”的，现在可以了。

　　谈戏剧舞台剧的世界就是玩“十年寒窗”

　　在演出越来越追求舞美、灯光、服装等附加元素的时候，《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反而做起了减法——没有过多繁复的舞美设计，几个层层叠叠的镜框，一些交代季节变迁和地方景观的投影，一弯类似钟表圆形表面边缘的圆弧走道，以及简单的桌椅、轮椅、病床、钢琴，还有米奇随着体悟的增加而改变的服装，越来越休闲，借以象征他渐渐卸除了俗世的扰攘与名利的羁绊。

　　南方日报：您说过，“戏剧是该被淘汰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是一种慢的艺术，您不认为戏剧能和世俗、商业和谐共存？

　　金士杰：很难，人口越来越膨胀，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快刀乱麻”，商业方向就是越快，越满，越多。极少数高品质的商人会追求这种共存，比如说台北的诚品书店老板，或某一家臭豆腐店、牛肉面老板，“我一天就只卖二十碗”，他不太想赚钱，前提是他想“玩”这个东西。

　　南方日报：您说过做戏剧有点像苦行僧，但当你生命中有东西需要表达时，戏剧给了你空间。对您来说，戏剧“苦”在哪里？有没有苦尽甘来的时候？

　　金士杰：戏剧是一种十年寒窗的事情，它不像某些影视中特殊的、浪漫的故事——一朝麻雀变凤凰，在舞台剧的世界里就是玩十年寒窗，十年寒窗当然苦啊，但其乐无穷，那“苦”是该的。你说那是自虐就是吧，重点是要自在，你不要故意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天降大任”在你身上，不得了。你自自然然，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做这样的事。不需要跟世界上任何人比，就跟你自己比就好了。所以我没什么骄傲，也没什么惭愧。说我自虐，是自虐；问我苦不苦？苦！值不值？值！生活里面我也是一个人，所以我会伸我的手去摸我的孩子，我会用我的脸去蹭我的老婆，我会用我的脚去踹我们家的猫啊，那也是表达。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 实习生 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