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开膛手》小人物人生没有终点

《开膛手杰克》剧照

　　导演杨婷后来说，首演其实是彩排场。北京国话先锋剧场，正式开场时间是19点半，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观众还在等待。舞台上方吊着一大片布满深深浅浅的褶皱和“沟壑”的灰帘，随着空气流动微微抖动，在灯光反射下落满沧桑感的阴影，那是场灯最终熄灭前舞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开场是欢乐的，开膛手杰克已经从容犯完了他最著名的五桩罪案，曾经妓女四处游荡的伦敦东区街道上，此时只剩下了两种人：一种是志在追捕罪犯的警察，另一种则是试图用上帝感化妓女，劝导她们改邪归正的良家妇女代表。前者男扮女装，后者女扮男装，都是为了靠近自己的潜在目标，却不小心碰到了一起。被怀疑扭曲了的逻辑推理过程笑料百出，奠定了此剧黑色幽默的基调。

　　接下来是每一部改编开膛手杰克题材的作品都会出现的环节：讯问和分析。上台的角色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当年铸造了开膛手杰克的神话的主力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其他妓女、媒体记者、东区个体户以及对此案发出神秘莫测指示的上级。不出意料，探长罗伯特·曼的讯问一无所获，观众乐不可支，直到场景转换，他的妻子出场，以类似之前审讯戏的一句“说说吧”台词开头，不动声色地成了这个戏的转折。罗伯特·曼的个人生活第一次变得清晰：家里拮据到只剩下一个鸡蛋，儿子被送回乡下以节省支出，儿子生病了甚至没有旅费去探望。罗伯特·曼生活的那个世界也开始初露水面了：在贫富两极分化下，犯罪离正常生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这个戏的编剧郭琪说，选择了这个题材“特别偶然”，她对恐怖、悬疑并无嗜好。在上网查资料的过程中，她是一个连当年开膛手杰克的模拟画像都不敢看的人。最终写了这个戏，原因是“想看看一个貌似特吓人的事件，能不能有另外的路径去阐释和演绎”。写戏的时候，她已经很熟悉导演杨婷和演员陈明昊等人的风格，他们都曾经在孟京辉手下工作多年。“他们的喜剧表演都挺有天分的，我们也是想看看，到底能开发到什么程度。”郭琪说。

　　剧本改了很多稿。最初，杨婷和郭琪曾经把剧本拿给黄纪苏把脉，想请他给剧本的文学性把把关。杨婷还记得，“黄老师看完剧本特别激动，他问，这个剧本是你们从国外的剧本改的，还是自己写的？”得知是国内原创后，黄纪苏对剧本给予了充分肯定。“其实剧本里更深的东西当时我也没看出来，就是从表演层面觉得特棒。”演员出身的杨婷说，“黄老师看到了一些更深的东西，给了我们特别重要的建议，包括进一步关注人的内心，关注小人物自身的命运，试着再往更深的层次挖一挖。”

　　全戏时长一个半小时，一共10场戏，但是在排练和修改的过程中诞生出的戏，比10场多很多。“足够再排另外一个话剧了。”杨婷说。排戏后期，基本上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有些涉嫌重复的角色和偏离主题的线索被彻底删除，逐步推进的层次被努力塑造出来。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完全从舞台上消失了，到底是谁在操纵开膛手杰克这一案子的问题，以及围绕这个问题的阴谋论，也退居剧情二线。罗伯特·曼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起来，他那普通如路人又谐音“慢”的名字，傻傻笨笨的脑瓜，混乱的逻辑，失意的仕途，盲目的期待，都被一一揭示。“我们关心的是探长罗伯特·曼自己的内心变化，妻子出走之后，案情已经都交代清楚了，后面实际上已经跟这个具体的案件没有太大关系了，而是在讲这个小人物生活的悲惨和无奈，他在面对生活时如何选择。”郭琪说。

　　写这个戏的过程中，郭琪说自己想到了主演陈明昊的形象，觉得特别合适。“以前大家都觉得，陈明昊是演喜剧见长的，我觉得他身上，有特别喜剧、特别搞笑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有特别悲剧的一些瞬间。”她对陈明昊的两个角色记忆犹新，一个是2006年《艳遇》中的董事长：“这个人物开始是癫狂可笑的，但是他在关系人物内心感情的某些处理上，展现了挺悲剧的一个状况。”另一个是田沁鑫导演的《四世同堂》中他临时顶上的祁老爷子一角：“那个人物的悲剧感很强烈，他演得很好看，让人惊讶。”

　　戏中有一段以梦为喻的“毛驴斑马”对话，大意是动物园买进毛驴，伪装成病死的斑马下葬，将真正的活斑马倒卖出去，谋求利润。这段戏来自郭琪生活中的一段真实经历：“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画室在郊区，周边有很大一块空地，于是养了几匹马。自从他养了第一匹马，推销电话就纷至沓来，问他这种马要不要，那种马要不要。有一天一块儿坐车的时候，他接完电话，大惊失色，说斑马，居然还有卖斑马的？！”

　　她将这个故事写进戏里，在剧情上小小宕开，留给观众的，除了若干句插科打诨的笑料，还有一句将故事与现实黏连的结论：“每桩谋杀案背后都有一个经济学原理。”排这段戏颇费了一番周折，既要保留这个小故事的反讽和梦幻气氛，又不能和整体剧情进展和节奏脱节。“我们想了各种舞台上的呈现，服装、造型等等，还尝试音乐剧的手法，后来我觉得，太炫了，没意思，还是得特质朴，因为整个戏挺单纯、挺质朴的，包括舞美和灯光，其实都没有特别炫，但是在当中你能感受到细节。”杨婷说。

　　最终的安排是直接让探长罗伯特·曼来演这头他梦中的毛驴。“让他直接进入，而不是像看电影似的旁观、分析，可能会更有意思。而且，现实生活中，他本就是那头驴。”杨婷说，“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场戏，因为用了一种挺黑色幽默的方式，说了一件特别忧伤的事儿。一头驴，你费了半天的劲儿，用了各种办法，却终究逃脱不了当替死鬼的命运。”

　　海报上把这个戏定位成“悬疑喜剧”，然而当悲剧气氛无法抑制地开始一点点在舞台上弥漫后，主创们试图小心翼翼地掌握全剧气质的平衡。探长妻子之死本来是一场探长和法医之间角力的戏，却换作一封信来替代。信以上司通知的口吻写成，措辞模仿官僚体系中公事公办的那一套规矩，大意是安抚这个倒霉的探长：妻子的意外死亡将会为他换取一大笔抚恤金，他将获得梦寐以求的升职，他的儿子也将获准进入地区最好的小学，条件是他不再追查此事，信末例行公事地祝愿探长圣诞快乐。念这封信的时候，本来就空荡荡的舞台上几乎全黑了，只有角落里一盏灯照着读信的罗伯特·曼，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崩溃和疯狂，仿佛一切都重新归于平静。

　　剧末，罗伯特·曼再次走上前台的时候，提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全部的家当。“这个人悲哀，悲哀在哪儿？之前他人生中抓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全没了，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抓不着、看不见的杰克，却如影随形，一辈子都跟着他。他的人生，只能继续跟这个开膛手杰克死磕下去。这是个阴影，他无法摆脱。”杨婷说，“他之前的人生一直是受控制的，他不知道怎样才能为自己做决定，他无法实实在在地握住自己的命运，等到他终于握住的时候，他已一无所有。”

　　然而，主创们认定的是，既然这个戏是喜剧，最后一定不要表现出悲剧腔。无论罗伯特·曼多么严肃、多么悲伤，最后依旧乔装成妓女，再次上街。“一个是他内心的外化。”郭琪说，“另外，我们希望，观众看到这个场面，还会再笑一下，但是笑容马上会收起来，和一开场完全是两个心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