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南方都市报讯 时光已穿越2012年的三百多个日子，又回到起点，开始新的轮回。在过去庞杂纷扰的一年，日出日落、云卷云舒，诸多文化大事上演，也浮现出多副文化面相，或模糊、或清晰，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年的文化生态。

　　这一叠，我们将幻想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在幻想的世界里，地理的界限被夷平，现实与虚幻的鸿沟被消弭。2012年的十大文化事件，缩变成十个幻想与现实交融的站点。我们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寻路中国”，开始幻想中国之旅。是回眸，亦为眺望。

　　2012年下半年，“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拍卖吸足了众人的眼球，从引发梁启超直系后人的争议，到全国巡回展览，最后在12月初，146个标的以6709 .2万元全数成交。这不能不说是拍卖市场，尤其是古籍收藏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拍卖方应对争议的态度令人遗憾

　　9月中旬，北京匡时发布“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将拍卖的消息，拍品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如此数量众多的梁氏档案，对于收藏界和历史界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随即，梁氏家族的历史上的争议浮出水面。梁启超直系后人发表声明称，梁启超去世后，后人已经按照遗训，把梁启超的遗作都捐给了国家，不能出卖，而且他们也从没售拍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其次，梁启超直系后人也称，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故居，这一点，已经有解玺璋等学者的理论支持。

　　梁启超直系后人吴荔明曾对记者透露此举的无奈，他们只是想撇清此次拍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过多的要求。在这一拍卖的后续过程中，梁启超直系后人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或是表示强硬的态度。但这一争议，使得梁氏家族晚年的恩怨重新被人们提起，让更多人知道梁氏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这无疑也是一件幸事。

　　此次争议有始无终。匡时和梁启勋后人与吴荔明等梁启超直系后人并没有进一步沟通。纵观2012年的拍卖场是非，拍卖方在应对争议时的态度都令人遗憾。5月初，嘉德春拍“唐弢珍藏”专场中，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高价落槌。从一开始，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就对此次拍卖表示了异议，但拍卖公司以周吉宜不能提供“文革”时抄家的清单为由，拒绝撤拍。反观香港，10月初苏富比原定在港拍卖估价达1200万的张大千《拟唐人秋郊揽辔图》。拍卖前夕，自称是“物主”的陆介铿向香港警方报案，要求协助取回“失物”。苏富比随后撤拍。由此，不难看出，拍卖方在面对争议拍品时，夹杂在法律和利益、历史恩怨与现实困境之中，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梁氏档案”采取分拆拍卖方式

　　2012年上半年国内拍卖市场上另一场惹得满城风雨的拍卖———“过云楼藏书”，拍卖方也是匡时。过云楼藏书的最大买家本是凤凰出版集团，藏书荣归故里，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随后北大却出人意料地行使了“优先购买权”，对过云楼藏书进行“争抢”。一时引起坊间热议。最终，过云楼藏书还是如愿回到了故里，以2.16亿元的价格，成功落户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匡时通过“过云楼藏书”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拍卖，成功地进行了知名度的提升。在一点上，匡时远远胜于保利等老牌拍卖企业。外在的争议背后，匡时本身的做法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匡时与清华大学、中华书局以及国内知名学者就“梁氏档案”举行的系列活动，对历史人物的大众化普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匡时还将梁启超档案交与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便定价较高，但对梁启超的文化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此，匡时不仅仅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做成一场拍卖，同时也是一场文化事件。这一点，也是值得国内拍卖同行借鉴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最后还是采取分拆后逐个拍卖的方式，这与学者解玺璋和一些买家意愿相违，但匡时对此的解释是，尊重拍品委托人的意愿，这是其中根本原因。此外，匡时也担心整体打包，会无人应价，因为之前几家找匡时洽谈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都只表示愿意收藏一部分。应该说，匡时此举也是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如此看来，“过云楼”的整体拍卖与“南长街54号”的分拆拍卖，各自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但其出发点无疑都是尊重送派人的要求，其次，也充分考虑市场，最终完成成交量的最优化。

　　拍卖市场中的古籍善本走势上扬

　　回顾2012全年的拍卖市场，市场并不火热。香港苏富比春拍和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额都是不尽如人意，艺术品秋季拍卖也遭遇“寒流”，主要拍卖公司成交额同比下降50%，折射出“藏宝热”正在降温，但由匡时主导的这两次古籍拍卖却逆市上扬。在国内拍卖市场中，古籍善本拍卖原本是较小的一块，古籍善本一直是个小众化的收藏门类，收藏人群、总体数量和整体价格都不像书画一样炙手可热。但通过过云楼藏书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两起拍卖，古籍善本拍卖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在2012年秋拍中，保利推出的广运楼藏书近万册，估价也过亿，含金量其实不低于梁氏档案。盘点2012年收藏市场走向，除了保利、匡时之外，嘉德秋拍中周作人书札也拍出了400多万的价格，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这显示出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名人信札和古籍善本更加受到市场重视，这与现今的收藏群体偏好相关，也与民国初期的名人书札集中热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顾匡时2012年两起亮点颇多的拍卖就凸显其价值所在。而围绕拍卖所引起的争议，古籍拍卖方式、匡时的运作方式等，都应该能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赵大伟(南都记者)

　　第1站

　　南长街54号

　　梁启超的魂灵回到北平南长街时，已经是2012年的9月。南长街笼罩在闪烁的霓虹灯中。原来熟悉的那些店铺、院子都看不见了，连街头那棵老树也不见了。他站了街头，对着闪烁的霓虹和林立的摩天大楼的那片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

　　他接着向54号院子走去。院子倒还是老模样，青砖院墙、轩敞的门脸、麻石台阶，三进院落一色黑瓦飞檐。院子里灯还亮着，他看到梁氏后人们围坐在一起，另一边是梁启勋的后人，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两帮人在面红耳赤地争吵着。他凑过去听了一耳朵，好像是吵着他留在院子里的那些手稿、信札等应不应该卖给那个穿西装的人。他不想听他们的争吵，便走开。在院子里随便转了一圈之后，他感觉到一些疲乏，于是走向他原来的卧室，很快就睡熟了。

　　2012年，中国建筑界有一则爆炸性新闻：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即使在行业内部，也有不少人搞不清“普利兹克”和“普利策”的区别，大众对此更是闻所未闻。引起好奇的，是媒体采用的一些类比词汇，如“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一时间，王澍频繁登上大众媒体的版面，很多媒体刊登了关于王澍的大篇幅访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澍参与录制的专题节目，各大专业媒体推出王澍专辑。王澍成为全民明星，甚至被描述为励志偶像。

　　可人们在参观了王澍的建筑后，表达了震惊和不解。如《文汇报》3月13日文章《王澍实验建筑引争议 窗子小光线暗廊道像迷宫》中，借采访者之口，直指王澍建筑违反了建筑的实用原则，如不规则的柱子、弯曲盘绕的走廊、幽暗的光照条件、容易失窃、设计潦草等等。这大概也代表了慕名而去参观象山校区的普通市民的感受。

　　如果说公众对王澍的批评尚有所保留的话，艺术理论界则毫不留情。评论家河清在《东方早报》上发表题为《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一文，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该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进行尖锐批评，同时指出该奖水平拙劣、眼光等而下之。文章先是指出抽象方盒子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指其无视“人的尺度”，而王澍的建筑正是对这种建筑的拙劣模仿。作者最后得出“王澍基本不懂建筑”的结论，并提醒人们不要迷信西方的大奖。

　　更多建筑师、建筑理论界人士则心态平和。他们普遍对王澍的获奖表示祝贺，认为这是有利于中国建筑思想和实践发展的大事。但他们不太能清楚说出王澍建筑的杰出之处，只是从乡土材料、体量组织等方面泛泛而谈。私下，很多建筑师对王澍作品的完成度、风格特征持保留态度，甚至在公共场合避谈王澍。

　　王澍对“文人”、“传统”的提倡、离经叛道的言论和高调的理想主义，引起建筑专业领域的普遍不解、甚至反感。这是建筑学领域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曾有过、也不为专业教育和职业考核所熟悉的口吻。

　　通过一系列改造过的新概念、新话语，王澍强调自己超越了职业领域，获得新的理论视野。这是普通建筑师不肯承认、也不愿跟随的。在对建筑职业的忠诚背后，是建筑师们对现实的基本认同、对职业人格与生活人格的分裂的默许，以及对现有建筑制度、城市发展模式和存在状态的不假思索地接受。而这正是王澍试图打破、甚至彻底改造的。

　　王澍的批评指向现代性本身，甚至是对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物质文明的整体反思。这方面，即使在历届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中，王澍也独树一帜。王澍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发掘思想资源，从文人人格中求得对抗现实之道，提倡在建筑活动中“心”、“性”的自觉，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这层深意，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大显身手的当代中国建筑师们无法看清的。他们对传统没有感情，这种观念在他们看来未免太消极了，太个人化了，太浪漫了。相对而言，库哈斯玩笑般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对现实的半推半就，不仅使分裂的职业人格获得合理的解释，也为盲目的建造活动提供了精致的哲学依据。

　　王澍不仅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建筑学道路，也为当代中国建筑虚构了新的“道统”，即童寯的园林研究和冯纪忠的设计实践所代表的传统与现代融合之路。同时，他身体力行，倡导全新的建筑写作文体，解救被大量概念所绑架的当代中国建筑思维。在王澍的建筑观背后，蕴含着很深的现实感和忧思。他对循环使用的材料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姿态或诗学，也是新的建筑观的起点，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方向及其背后的伦理含义，仍然会被主流建筑界所忽视。

　　王澍一直刻意将自己放在边缘化的位置。他的文人宣言、乡土取向，都与现行建筑制度背道而驰，因而游离于已被当代中国所接受的西方主流建筑价值观之外。做一个“局外人”，他保持着建筑人对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批评，以及职业人格、生活人格的统一。然而，当他获得普利兹克奖这样一个专业领域最高级别的荣誉、又在象征国家权力的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时，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在王澍最近发表的文章中，特立独行的愤世情绪大大缓和。他更多谈到的是设计概念中的理性成分，即建筑理想对环境危机的拯救作用，而不是李唐山水所暗示的“观法”。以大众能理解的方式，在话语和文字中，王澍塑造着一个与普奖相称的中国建筑师形象。他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也有相当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在多数人眼里，建筑师应该是思维严谨、衣着挺括，而不是一位身着长袍、吟诗弄画的古人。

　　王澍个人的成功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内在关联，是一个历史性话题。王澍巧妙地绕开了中国体制化的建筑评价机制，而以反现代文明的姿态获得西方的认可，获得国际荣誉并从而获得国家荣誉，这条成功之路剑走偏锋，让人叹为观止。王澍获奖的奇妙之处在于，保守派会因此而发出责难，因为他接受了一个来自于文化沙漠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当可疑的奖项；激进派也会为此愤慨，因为王澍抛掉了一贯的离经叛道姿态，很合作地默许了体制对这一荣誉的认可。人们忽然发觉，王澍的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抵抗姿态其实不仅是国际建筑学所需要的、也是国家政治伦理所提倡的、甚至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东西，王澍又一次迂回地取得了领先。

　　王澍对了吗？错了吗？这一切如在时代的迷雾里，无法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