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文化年鉴：寻路中国 盘点十大文化事件

　　第2站

　　象山

　　象山，浙江宁波一座宁静的小城，小城沿山而筑，依山临海，因县城西北有山“形似伏象”，故名象山。

　　2012年2月的一天早晨，小城的居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都改变了。小城一下子涌来了很多的建筑家，围在城里的一座房子前指指点点，很神秘的。那是城里的老师王澍几年前建成的一座大房子，外形像一条上岸的船。很快，一个消息便在小城中传开了“那是座有魔力的房子，能漂在海上远航”。也有人说，房子航行到国外，并获得了一个国际上很大的奖。从此，小城不再宁静，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小城来参观这座房子。再后来，那座房子开始发出耀眼的光，金灿灿的，小城的居民每天一抬眼便能看到这座发光的房子。

　　(郑焉乾)

　　今年是北京人艺60周年庆，也是小剧场30年。北京人艺的60大寿，可谓从年头热闹到了年尾，媒体上轰轰烈烈的回顾，专家学者们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研讨会，新出的关于北京人艺的书，以及《窝头会馆》、《甲子园》、《喜剧的忧伤》、《全家福》等各种大戏的轮演，多部剧目赴上海、天津的巡演，让北京人艺的这个60大寿过得很热闹。这不，临近年底时，还传出了票房高达5000多万的“喜讯”。

　　戏剧的革新与整体环境不佳

　　掀开中国小剧场演出序幕的，是1982年11月在首都剧场3楼小剧场演出的《绝对信号》。与人艺60大寿的热闹相较，《绝对信号》这部30年前“石破天惊”的戏，今年却连“重排”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据说是审批未能通过。30年前能演，10年前可以重排(在北京北兵马司剧场)，政治或题材上也无甚敏感之处的作品，今年却连演都演不了了。戏剧的革新与整体环境不佳，由此可略见一斑。北京人艺的“创新局面”之艰，亦由此可见。以至在2012年的戏剧盘点中，直接将此事列为“最坑爹”的戏剧事件。

　　从这一颇具反讽意味的事件中，亦可反观北京人艺近年来的创作局面。虽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首都剧场”两块合体的金字招牌护身，近年也不断有新作火热上演，凭借着众多明星如濮存昕、宋丹丹、徐帆、何冰及一众老艺术家的保驾护航，票房上固然屡有崭获，但在新人、新戏的培育和创作方面，却后劲堪忧。

　　为了票房上的胜利，北京人艺近几年来不断推出以明星为卖点的大戏，并在票价上水涨船高，连续飙升。像《窝头会馆》、《甲子园》、《喜剧的忧伤》等以明星为主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最高票价达到了880元。《窝头会馆》和《喜剧的忧伤》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演出，最高票价则达到1080-1680元。

　　这种票价，固然和近年来中国演出市场上票价虚高的演出惯例有关，但作为一家仍以财政拨款为主要收入来源，占有了大量国有资源和无形资产的非营利性剧院，以如此高的票价行销作品，与其他商业性的社会演出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做法是否妥当，难免引人发问。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否履行得当，亦令人深思。

　　扶持新人新作的力度锐减

　　在“票房挂帅”的大旗之下，北京人艺创新和扶持新人新作的力度却锐减。早间前曾经作为北京小剧场戏剧“孵化器”而存在的北京人艺小剧场，因为“消防不合格”，而早早地停止了使用。实际上，国外比这个剧场简陋或条件更差的小剧场，比比皆是，都用得挺好。停掉老的，意在向北京市政府争取更多的钱，大面积“东扩”，新建剧场。花几个小钱修复一个能够使用的旧剧场，和争一笔大钱重建几个新剧场，孰优孰劣、利大利小，自在人心。而历史意义与艺术孵化功能，能值几毛钱呢？

　　在仅存的首都剧场三楼“实验剧场”里，如今“实验”的剧目也不多见，在痛下决心赶走了“戏逍堂”之后，北京人艺一度还有《小镇畸人》这样的作品可以出现。虽然艺术和表演上并不完美，但均是新人登场，值得鼓励。在大舞台之前，用小剧场练练兵，恰得其所。时至如今，精力与心力都在大剧场和明星身上的北京人艺，也无暇多顾“实验”二字。与其费心费力地冒政治风险，又赚不了几千万的票房，干嘛还花那么多时间呢？

　　所以，今年一年下来，在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里，能看到的佳作，还是林兆华这个老头的孤独之作，《论烟草有害健康》和《天鹅之歌》，演员居然也还是明星，濮存昕和何冰。按说观众是赚到了，但北京人艺呢？新的小剧场戏呢？新的演员呢？新的作品呢？那些将来能够登上大舞台的、正在锻炼与积聚力量的人呢？他们在哪儿？

　　票房不是万能的

　　不种不收。我们若仔细查阅北京人艺的资料、历史，会知道北京人艺的今天来之不易，其传统、传承，以及一个演员和创作者在这个大的熔炉中一点点修炼成长的经历，以及自焦菊隐那个时代所留存下来的“传帮带”的方法。某种意义上，戏剧是门“手艺活”，要很多很多剧目的锤炼与体验，才能一点一点地长功、成材。

　　今天的北京人艺相较于过去一段时间的僵化与低效而言，固然已经有了些许新的局面和进步。与市场接轨，让剧目和演员、创作团队接受市场的考验，都不是坏事，这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国有剧院团愿意与时俱进的某种诚意表达。但别忘了，票房不是万能的，今天在收获票房的，是过去许多年累积下来的资源与人。而创造未来票房的作品和人，需要在今天及时地播种下去，要花更多 的 心 力 去 耕耘。要播很多种子，做很多实验，才会有不同的收获。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收获，但这播种与实验，也必须得有人去做。不然，丰收之后，也可能是荒芜。

　　因此，在北京人艺现有的创作格局中，最紧迫的问题，其实不是票房收入再翻多少番，而是如何让更多新的创作者进入这个格局，为北京人艺未来的10年、20年打下艺术的创作与生产基础。目前北京人艺的导演队伍名单，基本一个手就可以数完，中年及青年的创作梯队极其缺乏。演员队伍中，不同角色门类的匹配与梯队，也非常零落。再有就是以艺术的创新观念而论，30年前的北京人艺，还能有空间和机会，让《绝对信号》这样的戏“敢为天下先”，而今天的北京人艺，在艺术的创新和领导地位上，已经失去敢发先声的活力与动力了。

　　历史总是这样，时间跨度一长，评价的时候就容易失去准星，大家往往只看见当下的好，看不到未来的忧。孰不知因果相生，绵绵密密。虽然我对国有剧院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建制在整体走势上并不看好，但“北京人艺”好歹算是一个已经有60年历史的“幸存者”，由于数代人的努力与奉献，它已经比别的那些已经濒临灭绝的国有剧院团要幸运很多了。它有光辉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好地段的剧院和不差钱的东家北京市委宣传部，但艺术终究是艺术，任何一个艺术团体，单靠历史或钱，都无法永续发展。能够青史留名的，终究还是作品。

　　在北京人艺60年之际，望向“百年老店”的愿景，路还很长。这当中，还要很多代人勉力前行，不断播种，不断耕耘，而不只问自己的收获。

　　□水晶(剧评人)

　　第3站

　　王府井大街22号

　　我们家是梨园世家，我今年5岁，北京人，家住王府井大街22号。

　　说来你不信，今年我做了件大事：帮我爷爷生日。

　　爷爷今年六十，我本想在天下第一楼摆上几桌，一想，俗，我爷爷是演戏的。于是，我找长辈们商量，约在小井胡同的茶馆见面。雷雨时，骆驼祥子拉我出门，半路上，日出了，祥子边走边说，他要去接一个带枪的人，我吓了一跳。

　　我有些失望，因为只来了关汉卿和王昭君。李白醉了，蔡文姬远嫁了，哈姆雷特决斗去了。王昭君提议演话剧，关汉卿就写了一出戏《甲子园》，王昭君出演女一号。

　　演出就在我们家，这些年，没怎么演戏，家里也没太多人气，放在厅堂的那棵明珠都有些暗淡了。这次挺好，知道是为我爷爷过生日，老朋友们都来凑热闹。观众也来了，连续上百场，座无虚席，戏从年头演到年尾。爷爷和妈妈都很高兴，只是他们不知道：观众原来都是冲着王昭君来的。

　　(何共雄)

　　韩方之争是2012年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肇始于年初，呈现形式可扼要为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以“韩寒代笔”为焦点的争论，参与者众多而头绪纷繁。虽然，如果以媒体相关专题的截止时间节点为标志，此事在上半年即可视为已经告一段落。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韩寒已经转身他顾，几乎不再正面回应质疑，但直至年底，指责他身后有代笔的个人和团队的声音依然不时响起。换言之，韩方之争至今尚未尘埃落定。

　　韩方之争的前奏

　　形象地看，可以将这一事件比喻为一场以时代为背景、以网络为舞台的大戏。韩寒以及方舟子两位主角表演或生涩或笨拙,但是，整场戏布景色彩斑斓，视觉效果出色；且情节一波三折，颇为跌宕曲折；尤其是各路名人或草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戏更是意外的精彩。只是持续至今，这场旷日持久的演出已是强弩之末，渐呈疲态且尚未谢幕。或者，根本没有结局。

　　有必要提及的是，在韩方之争的帷幕拉开之前，尚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奏。2011年12月23日起，连续发表了三篇博文，分别为《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即后来代笔争议中几乎被忘却的“韩三篇”。这是自2008年韩寒涉笔时事以来，第一次对这类宏大命题的系统表达，也在知识界引起了激烈争论——— 针对炙手可热的韩寒现象的质疑由此而起，在随后的争议中逐渐明显和加深的所谓知识界的裂痕和分野也由此若隐若现。

　　对韩寒的质疑由网友麦田在2012年1月发起，其后麦田退出，方舟子卷入事端。方舟子介入后，当之无愧地成为质疑韩寒阵营的旗手。他以其惯有的韧劲和充沛的精力，几乎在一个月内连发10篇博文质疑韩寒代笔，涉及了后者写作生涯中许多文章。不过他缺乏可靠证据，仅依靠经验判断和逻辑推导以及只选择有利于己方的信息的论证方式，本身也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

　　韩寒则因在论战开局之初过于轻视对手，以及夸下高额悬赏的海口，在早期的交锋中应接不暇，其所采取的不断否认辅以晒手稿等策略也显得笨拙，其先要诉诸法律后又仓促撤诉的行为，也有自相矛盾，底气不足之嫌。幸而他不仅有对手所嘲笑的“猪一样的对手”，更有强大的后援团，在调整应对和论辩方式后，阵脚渐稳。

　　祛魅：韩方之争的重头戏

　　韩方之争的重头戏，因戏眼的短视和视野的逼仄，其具体内容虽然看上去处处亮点且高潮不断，但其实乏善可陈。针对韩寒造假以及背后有人代笔的指控，高扬着理性和追寻真相的正义之旗，意在狙击不论在商业市场还是在观念市场均获利颇丰的偶像韩寒和“公民”韩寒，给他打上欺世盗名的金印。固然，如果以世间尚有更为巨大和重要的真相急需揭示作为理据，并不能否定和替代针对韩寒的质疑。但是客观上，随着论战的升级和泡沫膨大，单篇点击数高达数百万，影响面堪称广泛的“韩三篇”被泡沫淹没和口水遮蔽，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其所涉及的与公众利益以及时代更为密切紧要的三大命题，也在这一时段远离网络，被争论遗忘在网络的小黑屋。

　　然而，虽然韩方之争中，具体而纷繁芜杂的细节并无足观，也不值得深究，但事态本身的发生和演进所反映和折射的诸多现象，却不能无视。首先，就争论双方的主角而言，韩、方二人都遭遇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挫折。虽然两人都不肯承认曾经上过神坛，但显而易见的是，经过这番洗练，他们双双走下了“魅力之坛”：粉丝和拥趸的增减和变阵，消解了韩寒跨界天才偶像的光晕；质疑标准的不当和可信证据的缺失，事实上也终结了方舟子打假“几乎从不出错”的神话。

　　韩方之争的好处，还是一个不仅仅局限于两位当事者，而是涉及面更为广泛，涉及人更为众多，涉及问题更为深入的祛魅过程：公众可以借此看到，网络论辩中，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和狼狈之貌。也可以看到，一个公共交往理性缺乏的网络争论，逻辑混乱、极端言辞以及人身攻击是何以发生和如何演变，从而怎样扭曲争论的走向，致使争论的劣质化和粗鄙化，沦为相互谩骂和派性之争。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心浮气躁的名人大V，如何在论战中顾此失彼，挥舞着理性的旗帜陷入非理性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韩寒转身他顾

　　年末回顾韩方之争，不难看到，其中的原因，既有方舟子用学术规范诘难学界外并非罕见的代笔现象的失当，也有韩寒轻率回应方式的不妥。本为代笔与否的质疑，因此变异为真相与欺骗的争拗，至今事态依然尚未平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韩方之争的情势已经发生变化。

　　有趣的是在方舟子不断坚守并扩展和延伸其打假模式的时候，韩寒则修正策略，灵巧地转身，根植市场再次验证自己的品牌价值。今年5月，韩寒率他主编而早夭的纸质杂志《独唱团》时的合作伙伴，投身于移动互联时代A PP领域，与财雄势大的门户网站联手打造了电子杂志《一个》。该电子杂志以简单为卖点，每日内容设定为“一个报道，一个评论，一个文艺，一个问题。”凭借韩寒自身的品牌号召力，《一个》在上线之后迅速冲到中文A PP排行榜的第一位———韩寒正以小清新文艺范的步态走上舞台。

　　□令狐补充(媒体人)

　　第4站

　　亭林镇

　　那天早晨，我做梦也想不到会跟方舟子吵架；我也想不到，方舟子会说园子里的花不是我种的；我更想不到，竟然会有那么多人一起吵架。

　　我叫韩寒，一个小镇青年。小镇叫亭林镇，地处松江，典型的江南小镇，窄窄的石板铺就的小街，小街的两旁是木质的小楼，高高的石拱桥，桥下是清澈的小河。17岁那年，我自己做主退学了，走向了小镇河边的那块荒地，义无反顾的。我说，我能在荒地上种出最美丽的花。后来，荒地上真的长出了很美的花。但今年年初，方舟子却跳出来说，这些花根本就不是我种的，你说我能不跟他急吗？再后来，我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子，11月，园子里长出了新花，我给这种花取名“一个”。

　　在这场拆迁开始之前，“花乡”只是北京西南四环上的一个普通地名。2011年年底，因为作家阎连科和他的邻居们所遭遇的一场强拆，它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如同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所有的拆迁一样，这当然是一次以卵击石的对峙，但和既往不同的是，有了作家的文字做注，无论是拆迁中的抗争还是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抒发的“丧家犬”之惑，都如一根透明的胡萝卜，更让人体会生存的粗砺质感。

　　711号园：一段诗栖的人生

　　关于此地的历史，阎连科曾经做过细致研究：三十年前的北京地图上，这儿无名无姓，是一片荒野；二十年前的地图上，这儿有了名字，叫花乡公园；2010年印制的北京地图，这里又正式更名为花乡森林公园，行政区域编码为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郭公庄711号。

　　2010年夏天，因为采访，南都记者在后来被拆迁的711号园拜访了阎连科。在屋角的菜园，阎连科引我们看他耕种的两分地：黄瓜、西红柿挂在枝头，向日葵环绕在两侧，在榆树下，还零星结着茄子紫色的果实。我相信阎连科收获这些果实的喜悦或许不亚于写出一篇小说。尽管火车开过时，房间会听到震响，但阎连科喜欢这个被他称为“711号园子”的地方，他说这是他“这一生最为奢靡的一段诗栖的人生”。从2009年至2011年，栖居711号园的这三年，阎连科收获颇丰，完成了大概100万字的五部著作，其中包括：两本文论《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长篇小说《四书》，以及两本散文集《我与父辈》与《711号园》。

　　“丧家犬的一年”

　　后来再一次遇到阎连科是2011年年末，我问阎连科在忙什么，阎连科摆摆手，笑容苦涩无奈，“在忙拆迁。”并未详谈。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才知道他那个植被丰茂、开阔惬意的住所要被拆迁。

　　而2011年11月30日，阎连科在微博上发表《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掀起了更多的波澜。

　　在信中阎连科写道，三年前他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711号园）用稿酬和筹借款购得一处房屋，2011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家在内的39户人家将被拆迁。

　　这封公开信同情和声援者众多，但也不乏质疑的声音。阎连科被指责，“逃”到美国迈阿密书展以躲开文代会，却称赞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处处散透着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信中“尊敬的”、“打扰了”等措辞，被指姿态过于卑躬屈膝，摆脱不了体制内语态的影响；更严厉者指责他做法投机，平日不为百姓拆迁事件发声，如今捍卫私产却大作声势……

　　虽然说“围观改变中国”，尽管微博转发评论众多，但阎连科的“上书”并未对这件事情的结果有任何改变。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在《711号园》中，阎连科为自己曾经的田园梦想作结。对大自然的盛赞以拆迁匆匆煞尾，阎连科将原来的副标题“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改成了“北京最后的纪念”。2012年4月，《纽约时报》刊出了阎连科的《丧家犬的一年》，讲述过去一年的所遇所感。遭遇拆迁以及新书《四书》的被拒绝出版固然让人愤懑，但更让他沉痛的是文章后半部分家乡亲人的劝诫：“不管做什么，都别惹政府”。

　　商业利益的翻云覆雨手

　　这是普通人最现实的生存逻辑，在这个逻辑中，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即使有着最良善的初衷，但最后都会变成对立面。和以往的数个世纪相比，现在的中国告别了饥馑、战争，没有流离失所而相对安宁，但在拆迁这样的问题上，个人所能做的和数世纪前几乎相似，依旧无法背靠法律，而是“上书陈情”。更加戏剧性的是，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一个素以残酷现实为自己题材的作家身上，最后的结果尤为显得反讽和无奈。

　　以阎连科的知名度，这件事放在其他地方，政府或许需要进行一番陈述，或者至少会有一些关注，但事实上并没有。在拆迁部门的眼中，著名作家只是拆迁对象之一。知名作家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平头百姓遭遇拆迁是何等命运。由此可见，阎连科《丧家犬的一年》中他家乡亲人们对公权力的畏惧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在拆迁背后，我们可以窥见权力的粗暴，但不能忽视的却是商业利益的翻云覆雨手。被阎连科戏称为“城乡接合部”的花乡，正是北京南城轰轰烈烈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距离711号园正门不过数百米就是大葆台地铁站，这是房山线地铁的始发站点。全程30分钟的房山线的开通被认为是带动远郊房山区经济的重要举措。再往东北方向，房山线则连接了地铁9号线的起始站、距离711号园亦不远的郭公庄站。这条已全线通车的地铁线，行经北京西站、军事博物馆，直至国家图书馆。而导致阎连科他们被拆迁的工程“万寿路南延道路”将更为便捷地连接丰台区与更南边的大兴、房山两区。阎连科和他的邻居们所遭遇的拆迁，正如其他人所遇到的一样，只是宏大布局中的小小一步棋而已。

　　□李昶伟（南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