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泛文化领域，近些年最擅长的莫过于“本土化”。看到人家的好东西，就奉行“拿来主义”的原则，然后进行本地改装，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这样，我们拥有了自己的脸谱和微博，也能把iPhone和iPad山寨得惟妙惟肖。尽管如此，毕竟还是不同，就像微博总遇到敏感词，而twitter不会，两者形似之下，精神气质却大相径庭。这也正是我看大陆版《三人行不行》的最大感触。
台湾剧作家李国修30岁时开始了自己的戏剧人生。在此之前，他是台湾的喜剧小品明星，演过无数小人物。有人说，李的江湖地位约等于大陆的赵本山。1986年，李创建屏风剧团，为了活命，在创团的第一年他就创作了6个作品，《三人行不行》是其中之一。
原版《三人行不行》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截取了台北人从清晨到午夜的5个生活片段，由时间作为主线进行串联。大陆版则将剧本精简为3个故事，更把故事做了本土化移植，把台词也改成了北京特色。那些剧中喷薄而出的地标，仿佛深恐观众不买账而一次次昭示自己的大陆出身。正是这种煞费苦心，反而给人一种水土不服感。
最明显的是第一个故事。这个讲述CBD白领暧昧感情的故事，除了演员不时飚出一段北京粗口外，简直未能把任何对台湾观众来说是笑点的东西成功“本土化”，以至开场十多分钟，都有一种强行咯吱人的感觉。
不适感在进入第二个故事后稍有缓解。与原版相比，大陆版对第二个故事——一段30分钟的广播剧改动最大。李国修大学毕业后曾在电台做了两年播音员。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一直期望把广播剧的形式带进话剧当中。因此，在这段故事里，3位演员分坐在舞台上，通过口述的形式，虚构了一段抗日战争时期3个年轻男女的爱别离故事。
这是典型的大历史小人物的浮沉故事，情节和情怀都让人想起老舍的《茶馆》。在大陆版里，场景更是被安排在什刹海和荷花市场。这段故事绵延近10年，但因为只占全剧三分之一的篇幅，很难细致展开。加之本是一段传统故事，却被生生夹在前后两个现代剧之间，更难免给人一种文化脱臼感。
更让人不解的是，什刹海和荷花市场在现实中早变成千篇一律的酒吧街，充斥着30块一瓶的百威啤酒和小资情调。大陆版并无太多理由把故事本地化到这里，更像是希望通过什刹海这一地标勾起观众文化上的“怀乡”。如果是这样，剧本显然用力不够，效果更像是胸怀大志却眼高手低。一个好故事胚子，被强行压缩，非驴非马地穿插进来。
在大陆版《三人行不行》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三个故事，讲的是瞎子和醉鬼一干人等见证了一起车祸，不同的目击者给出不同的证词。这个故事的卖点在于表演。每个演员同时饰演3个角色，戴上警察帽子就变成警察，戴上棒球帽就变成围观少年，人手不够的时候，“警察”扑到画线的框子里就变成死者。因为没有太多的背景，这段戏可以直接移植变成大陆版。正是这种表演的难度与分裂度，某种程度掩饰了剧情的瑕疵，成为3个故事中效果最好的一个。可是，这种好也仅止于表演形式，仅止于回答了3个人演9个人到底行不行的技术性问题。整体看来，这部大陆版《三人行不行》到底行不行？我给出的答案只能是——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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