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导演冯小刚发言
我从两个方面谈谈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普遍面临的实际困难，希望引起重视，推动解决。
先谈一谈电影企业面临的一个具体困难。电影局规定所有制片公司及发行院线，发行放映的每一部影片，需要交纳其票房总收入的5%作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掌握使用的电影基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该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改善农村基层的电影放映，资助奖励儿童电影、主旋律影片的拍摄。这项已经执行了21年的收费给正在处于起步发展中的电影企业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下面我用一组数字具体地阐述。
去年全年票房总收入102亿，国产片为57亿。以首家在创业板上市的电影企业“华谊兄弟”为例，去年该公司拍摄发行的影片票房收入为17亿，除去与院线的分账，扣除制片成本、宣传发行成本、交纳各种税费，其净利润仅为8000万上下。而交纳的电影基金这一项约为4000万，与其利润相比，仅此一项就占去了利润50%的比例。去年该公司年报利润为1.5亿，电影板块的收入约占公司全年收入的50%。也就是说，从目前的经营状况来说，电影的收入是公司收入的主力利润。“华谊兄弟”是目前我国效益最好的电影企业，尚且不堪如此重负，可想而知其他电影企业发展的艰难。
电影基金的用途是非常正当的，也起到推动电影事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将这一项公益支出摊派在利润微薄的电影企业身上，确实让企业有些力不从心，也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虽然电影产业连年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但全国的年产值也仅为100亿人民币，而美国的年产值已常年保持在100亿美元的水平。我们有能力也有空间在未来赶上或超过美国的产值，但现阶段需要政府对新兴的电影企业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的扶持，使其尽快发展。其中为企业减轻负担增加利润空间，是帮助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所以我建议，减免企业交纳的5%电影基金，而转由政府支付补贴这项公益事业，待我国电影产业壮大之后再从影片效益中提取。
另一个要谈的是创作的问题，电影是内容的产业，创作是根本。随着我国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影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社会各界对电影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伴随着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方方面面都可以对电影指手画脚。其中，望文生义、过度的负面联想，乃至对创作者的初衷进行无端的揣测，打棍子扣帽子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个没有经过审核的内参、一个片面摘录的舆情、一个网络恶搞、一个娱记不负责任的影评，都有可能换来各级领导的批示，从而使按程序合法审查的结果得以颠覆。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电影局审查电影，全民审查电影局。
电影局疲于解释各种质疑，阐述审片委员会通过影片的审查意见。面对批评，电影局不断地为影片的审查把关作出一次又一次的检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保不出任何问题，“积极还是消极”成为了判断一部影片好坏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号召创作人员要拍出无愧于时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精品。试问，如《红楼梦》、《雷雨》、《家春秋》、《茶馆》、《围城》，《红与黑》、《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一大批中外名著精品，哪一部是用“积极还是消极”来衡量的？而事实是，这些作品经过时间的考验都成为了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电影审查的压力最终转嫁到导演的身上，转嫁到作品的创作者身上。形而上学，上纲上线，曲解含义……很多的修改意见甚至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让人不禁想起当年姜昆的讽刺相声《如此照相》，简直是如出一辙的现实翻版。严苛的审查让创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在如此严格审慎的把关下，几经修改得以通过的《唐山大地震》，一经公映还是招致了社会部分人群严厉的批评，被扣上揭民族伤疤、发国难财的帽子大加鞭挞。在这种背景下，关照现实的作品纷纷回避，为了审查的安全，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创作者的视野和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认真检讨一下我们的审查给创作带来的伤害和桎梏。这个问题不解决，想要拍出经得住时间考验，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将是一句空话。
回想上世纪80年代，电影界拍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如《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包氏父子》、《红高粱》、《黄土地》、《霸王别姬》、《本命年》、《邻居》等等。为什么那时能涌现出这么多深得民心、立意深刻的作品？主要还是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和思想解放的洪流，极大地调动了导演们的创作热情，一部又一部的好作品才会不断涌现出来。温故知新，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环境应该可以作为我们新世纪中国电影创作的参照范本。
(责任编辑：杨昊)
来源：国际在线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