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法国纪录片《海洋》将在国内公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1年至今，《关云长》、《将爱情进行到底》、《武侠》、《速度与激情5》、《加勒比海盗4》、《功夫熊猫2》、《变形金刚3》等各类商业大片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却没有任何一部纪录片大规模上映过，直到《海洋》的出现。
只可惜，《海洋》是法国人拍摄的。2011年至今，在市场上成规模上映过的国产纪录片为零。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如同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足见纪录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
中国缘何没有像样的纪录片？记者经过调查采访发现，在中国拍摄纪录片困难重重。如果把一部纪录片的命运比喻成一个孩子的一生，那他从孕育、到出生、再到成长，每一个环节都非常艰难。
制作·导演 多为平头百姓 记者调查发现，做纪录片的人基本都是“平头百姓”。他们在业内也许赫赫有名，但和大众熟知的导演相比，简直如尘埃一般默默无闻。而像吴宇森、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陈可辛这些大导演，多年来一直在做商业大片，没有任何一个公开推出过一部纪录片。
当然，纪录片的“父母”中也偶尔能出三五个名人，比如《东》、《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片的导演贾樟柯，《上访》、《在一起》等片的导演赵亮，《我的长征》总策划崔永元等。但相比成百上千的独立纪录片电影人，“名人”只占极少数。
纪录片的“父母”是“平头百姓”并没什么不好独立电影人往往能拍出与商业电影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更强的作品。但也有一个局限，那就是普通人的社会资源确实比较有限，经常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胎死腹中。
但总的来说，这些“平头百姓”是应该被肯定和赞扬的。“他们是一群特别勇敢的人，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声，只为有所表达，纪录这个时代的点滴。”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作者张同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制作·立项 基本没有“准生证” 就跟生孩子要办准生证一样，在中国拍电影，都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备案，拿到拍摄许可证之后方可开机，在影片的后期制作完毕之后送到电影局审查，如果能顺利通过，就能拿到一个公映许可证，影片就可以与观众见面了。
纪录片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程序。但多位纪录片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表示，由于大多数纪录片都选择直面社会现实，要想拿到“准生证”很难。
“都不用去立项，肯定要被毙。所以大多数导演根本都不去立项，直接开拍。”一位资深纪录片导演表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你这个剧组对广电总局来说就属于非法剧组，作品出来之后也是非法的，不可能给你发公映许可证。”
张同道也承认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不过他透露，即便没有拿到拍摄许可证，但如果作品拍出来后有电视台愿意购买，那它就会自动有了“合法身份”：“只不过符合各级电视台购买要求的纪录片很少，电视台一般自己拍。”
制作·资金 “生产”全靠自掏腰包 “生产”费用主要是指纪录片拍摄需要的各类资金，如器材购买、场地租金、车船费用、相关工作人员的食宿等。对中国民间的纪录片工作者而言，这笔费用主要靠导演自掏腰包。
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统计，2010年中国纪录片的总投入是5亿。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已经相当高。该报告作者张同道表示，实际上，这5亿是指政府对一些纪录“大片”(如《旗帜》、《大三峡》、《外滩佚事》等)、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以及卫视纪录片栏目的投入。也就是仅供在体制内运作的资金，而真正投入到民间纪录片制作上的少之又少。
位于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北京最大的独立电影放映机构，每年放映的纪录片就超过100部。尤伦斯艺术中心艺术影院主管谢萌告诉记者，国内纪录片导演要想找到钱只有两种方式，要么跑到国外去找“创投”，要么自掏腰包。“在国外有各种支持纪录片拍摄的民间基金，很多公共电视台、电影节也会提供资金支持。”
谢萌说，他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一边做其他项目(如拍广告、拍婚礼、做主持人、做编剧等)，一边做纪录片，把从别的地儿赚来的钱，投入到自己热爱的纪录片上。“凡是做纪录片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爱这个行业，或者心里有话要说，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或者赚钱。”用《上访》、《在一起》等片导演赵亮的话说就是：“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
而国内那些相当有名的纪录片工作者也都如此。贾樟柯在艺术电影领域有丰硕成果，崔永元是著名主持人，张同道(代表作《小人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然后又都不同程度把自己的收入投入到了纪录片创作里来。
制作·周期 “难产”是家常便饭 由于制作经费有限请不起太多的工作人员，纪录片的主创团队经常人手稀缺、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事情，同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义务劳动”。这种制作方式导致了纪录片经常“难产”，制作周期最长的甚至长达10多年。
贾樟柯为了拍摄《海上传奇》，在两年的时间内采访了两岸三地近百位相关人士，最后选择了18位最具代表性的嘉宾，由他们来讲述上海近百年的沧桑故事。
而赵亮为了拍摄他的《上访》，从1996年就开始那时他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2009年才结束，花掉了12年多，几乎耗费了他一生中最黄金的青春年华。
12年中，赵亮积累下来的拍摄素材长达400多个小时，光剪辑就用了两年时间。这种人力投入，恐怕根本无法换算成资金来估量。
原生态鸟类故事片《天赐》今年初曾在北京与少数观众见面。该片导演孙宪说，他拍这个片子用了整整7年，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靠他和他的团队蹲守在树上，用一个机位完成的。在该片的北京首映式上，孙宪一度哽咽：“前几年我曾经觉得这片子拍不下去了，是我们拍片子的岛上的守岛老大爷一直在支持我。”
中国知名摄影师、曾因推出《俺爹俺娘》系列纪录片而轰动一时的焦波为了拍摄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纪录片，至今已先后21次前往灾区：“总的算起来，我已经在这个地方整整呆了一年多。”
当然，纪录片的制作周期较长，除了与经费有限有关外，也与纪录片本身的特质有关。“它不可能像故事片那样，三五个月或者更短时间就拍一个；纪录片是积累得越多、沉淀得越久越丰富。”焦波表示。
赵亮的《上访》制作周期长达12年，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所带来的冲击力，绝不是《变形金刚》这类商业大片带来的视觉刺激可以比拟的。
纪录片的创作者历尽千辛万苦，才“孕育”出一部作品，这些“新生儿”仅有一部分能到达市场，而进入市场后却往往无人问津，难以成活，至少难成大器。
中国电影界的故事片生产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位居全球第三，但纪录片数量却难以启齿，也没有任何一部国产纪录片通过票房收回了成本。
今年以来，除了《天赐》和《遥远星球的孩子》两部纪录片在部分城市有零星放映票房低得没法统计，还没有任何一部纪录片在市场上成规模放映过。
而在电视界，情况也基本相似，因为没有收视率，国内电视台一般很少播出纪录片，近10年来醉心于纪录片拍摄的主持人崔永元，他出品的片子也难以进入主流渠道，或者卖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中国纪录片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市场·渠道
规模太小 难以收回成本
绝大多数纪录片不能通过影院或电视台被观众看到，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展映与观众见面。
《秘密人》的导演毛晨雨，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农村的一些真实状况，2000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做纪录片，至今已经做了20来部，其中有8部长片，10部短片，以及一些人类学的资料片，20分钟、30分钟的都有。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片子大都没在任何地方放过，我只是把它们做成母带拷贝，放在那里保存着。”接下来，他会做纪录片的文献展，放给有兴趣的评论界的朋友看。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拿到国外的电影节上去，有时候能获得一些奖金，但这都是小概率事件。倒是现在网络发达后，为国内的纪录片提供了另一种出路，即便不能收回成本，至少也能让大众看到。
至于影院市场，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能看到纪录片的地方，要么是百老汇电影中心(微博)这样的艺术影院，要么是798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样的文化沙龙(去年共放映了100部纪录片)，或者是一些大学的活动上。但这种地方数量很少，规模不大，不以赚取票房为首要目的，想从中收回投资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市场·政策
政府发文 支持纪录片发展
当然，时代在变，社会在进步，在中国做纪录片也并非永远没有希望。
201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司长金德龙表示，意见在要求大力繁荣国产纪录片创作生产的同时，也明确表示要加强和改进对中国纪录片播出市场的管理。
广电部门将对引进海外纪录片实行总量控制，各级电视播出机构每天播出的国产纪录片与引进纪录片比例不得低于7：3，同时将在黄金时段对国产纪录片播出进行管理。
市场·前景
播映有望 影院、频道空间渐多
同时，从今年1月1日起，作为国内最大的电视播出机构，中央电视台开设了专门的纪录片频道，以CCTV9为频道序号，以“全球眼光、世界价值、国际表达”为定位，计划从晚8时至12时播出6大时段：人文地理、时代写真、海外引进纪录片、经典国产纪录片、历史传奇、发现之旅，保证每天4个小时的纪录片播出量。
该频道总监刘文表示：“央视纪录片频道希望在广告运营、版权经营、对外合作投资方面有所突破，争取在3年后能够实现自负盈亏。”
另一方面，中国影院市场的飞速发展、银幕的增多，也在逐渐为纪录片腾出空间。
去年贾樟柯的《海上传奇》在国内上映时，尽管首映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的院线一共只排了80场，但贾樟柯仍然感到欣慰。
“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说，“中国电影市场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过去是抢银子只播商业大片，现在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纪录片都能进院线，都有自己的一块阵地了。”
市场·产量
国产纪录片 全球排不上号
在中国，纪录片电影想进院线，难于上青天。
据统计，2010年中国共生产故事片526部，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位居全球第三；但纪录片却只有16部指那些拿到过“准生证”的，这个数量在全球排不上号，其中也只有13部走向了市场。
2011年以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影片超过百部、总票房超过70亿，创下历史之最。但这70多亿票房中，由纪录片创造的不足100万。
而相比之下，由《喜羊羊与灰太狼3》、《功夫熊猫2(微博)》、《兔侠传奇》等动画片创造出来的票房已接近8亿，差距大得令人咋舌。
今年以来，惟一曾引起过大众关注的纪录片只有一部《在一起》，这是顾长卫作品《最爱》(郭富城、章子怡主演)的套拍纪录片，讲述的是《最爱》剧组和几名艾滋病患者一起工作、生活的事情。
今年5月，《最爱》在国内公映，《在一起》也随同上映，但范围极小，只在少数几家影院放映，全国票房少得都没有统计，估计最多也就几十万。
市场·票房
难进入影院 上映无人问津
其实近10来年，中国本土纪录片，一直很少在影院出现，即便出现也无人问津。
记者发现，曾引起较大关注的一般都是引进片，如《帝企鹅日记》、《就是这样》、《海豚湾》等。纪录一代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生前最后岁月的《就是这样》，2009年曾在国内创造了3000万的首周票房，轰动一时，不过其后劲不足，最后收官也就5000来万，无法与故事片相比。
国产纪录片方面，贾樟柯一直奋战在一线。近几年，他的《东》(《三峡好人》的套拍纪录片)、《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在国内公映，其中仅有《二十四城记》票房突破了百万。
以贾樟柯的名声，成绩尚且如此，其他导演就更难了，只能默默无闻、自生自灭。
2010年，我国有13部纪录片在主流院线上映，无一通过票房收回成本。成绩最好的《复兴之路》收获票房200万，《海上传奇》和《外滩佚事》仅有50-60万，已算成绩突出。
根据《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公布的前150名内地票房数据显示，除以上影片外，没有纪录片入围，最后一名票房在50万左右，即多数未过50万。
市场·播出
收视率低 电视台购买少
去年，由主持人崔永元策划、出品的32集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曾轰动一时。从2002年起，崔永元策划“口述历史”纪录片项目，8年间其团队共采访了近4000人，总耗资1.3亿元。但即便是这样的制作，仍然难以在市场上寻到出路。
该片总导演曾海若表示，由于国产纪录片没有收视率，各大电视台均拒绝播出，因此只能在各地组织看片。从去年4月起，节目组曾一度停发工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做“志愿者”。
崔永元对此也无可奈何，他笑言，做纪录片没有人愿意主动投资，所有资金都是自己一点点筹到的；然而卖片的价格却被压得很低，还不如大老板请他主持一场婚礼的开价。
面对这种现状，崔永元选择了干脆硬气到底：“拍纪录片让我有了点骨气，宁肯贱卖我，也不贱卖自己的片子。”
以崔永元的名气和人脉，结果尚且如此，其他不知名的纪录片导演就更不用说了。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说，除非是政府主导的项目，绝大部分纪录片在拍摄之前都没有拿到国家广电总局的拍摄许可证，拍完之后除非有电视台购买，否则就根本没有通过公共渠道让大众接受并收回成本的可能性。 (来源：法制晚报)
上搜狐微博 与明星对话
(责任编辑：朱童曼)
来源：法制晚报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