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日》《云下的日子》：闫然带你看中国

　　实话实说，《幸存日》和《云下的日子》两部电影，都是小成本电影，故事都发生在中国最偏远的省份（之一？）：贵州。导演闫然也是电影圈的新人，这两部电影是他进入这个圈子的敲门砖，砖头又粗粒又沉重，带着一些忐忑不安又分明想说的太多。《云下的日子》讲的是1980年改革的春风吹到边陲，《幸存日》则是沉重的现实中处于矿难中个体生命的浮沉。

　　贵州显然是中国的象征，贵州在中国，有如中国在世界，而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弱势群体，因为年龄、阅历、身份、地位而处于观察世界、或者等待救援的境地，然而他们有观察力，即便是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洞察，而矿工则在经验的帮助下，学着欺骗自己并最终有人逃出生天。只要观众不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就会觉得遥远的贵州，与你的现实很是相似。这两部电影的重要参与者，是作家欧阳黔森，尤其是《云下的日子》里有着诸多的政治隐喻，和对当年的搬演，那个丢了钥匙的疯子，就很有《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感觉。正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的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作为普通人，看回1980年的改革之风和现实之轻重，通过电影的表达，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过去，都与未来息息相关。我们的未来，取决于现实。至于过去究竟如何，则在未来才能判断。

　　青年导演往往会给自己固定于一个风格模式之中，由这个风格模式，来打出自己的品牌。但闫然的《幸存日》是一部矿难的灾难片，《云下的日子》是一部带有温情气息的怀旧喜剧。两部作品，一部立足于当下与人性，一部立足于过往与变革，在类型、风格、元素上完全不同。虽然不能说两部作品都是成熟的，完美的，但从所包含的信息量上看，导演的确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要知道，想要游弋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电影上，还能完整的叙事，并且能打动人，以现今的华语青年导演的水准来说，闫然是处于上游的。

　　同时，两部影片并非是“概念性”的作品。所谓概念性，指的是一个导演拍摄出了一种风格的作品之后，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之后还会有人对这种“概念性”趋之若鹜。类似于贾樟柯的“小镇电影”，就曾被无数影迷追捧。并非说贾樟柯“小镇电影”拍摄的不好，但作为新导演，还是应该以创新为主的。与“概念性”并存的另一个问题是，华语电影往往是角色的符号化明显。看到一个黑帮分子，看到一个农民工，之后的故事就会顺理成章。但《幸存日》中的矿工、《云下的日子》中的小偷、知青、逃婚女，不但看不出符号化，还特别地接地气。从以上的两点来说，看得出闫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导演。两部影片的差异，证明导演是在挑战电影艺术的差异性，而不是为了电影而电影的趋同性。

　　云飞扬 张义（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