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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民在讲座现场 |
3月6日下午，由环球时报社主办，泸州老窖集团协办的“明末大变革——1573年的世界与中国”大型研讨会在中国酒城泸州召开。会议集中了国内明史、全球化领域专家，就明末以来的世界与中国变革展开讨论，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历史借鉴。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有：《环球时报》社社长胡锡进,泸州老窖集团董事会主席谢明，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著名外交家吴建民，明史学会副主席、《百家讲坛》明史主讲毛佩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室主任万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宿景祥，著名文化学者纪连海等。
时空转换“重返明朝”
3月6日上午（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与会嘉宾出席了中国白酒行业年度盛事泸州老窖国窖1573封藏大典。作为万历元年，1573年不仅是中国社会进入晚明阶段、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开端，同时也是泸州老窖前身舒聚源酒坊开业的年份。连续使用438年，保存最完整的国宝窖池群也始建于1573年。白酒的出现恰是明末中国粮食产量增加、商品经济繁荣的生动体现。
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传说“龙抬头”，寓意唤醒春龙，万物复苏，酿酒好时节的来临。源自明朝、延续了400多年的封藏大典和祭祖仪式，古风荡漾，让与会嘉宾仿佛“重返明朝”。配合城墙上插有印制龙脉、活窖、秘艺、红粮、春酿、封藏等独有酒文化资源的书法字体大型旗番，泸州老窖第22代传人张良宣读祭文，执香恭拜祖师雕像，酿酒大师沈才洪带领整个酿酒团队承诺坚持有机酿造，“师承古法与时俱进，以德酿造诚信众生”。
在公证人员以及张颐武、毛佩琦、纪连海等文化大家的见证下，国窖1573新春定制酒被国窖班送酒入龙泉洞中封藏，静待岁月的修炼。与此同时，2011年国窖1573定制酒也旋即宣告全球发售，上午整场国窖1573封藏大典也在《敬酒歌》中完美落幕。
吴建民大使参观了泸州老窖的国宝窖池，指出泸州老窖历史悠久、声誉良好，其原因在于坚持产品品质与企业诚信，诚信就是生命，讲诚信的企业一定会持久，这一点应该在中国企业中大书特书。吴建民大使多年来在国际外交场合纵横捭阖，任驻法大使多年，他总结世界闻名的葡萄酒乡法国波尔多地区成功的经验，指出中国打造白酒金三角，就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与规则的打造，让白酒成为中国文化象征走向世界。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表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泸州老窖的封藏大典，其意义在于追述到了文化的源头，通过仪式表达了对传统的尊重。而且，1573年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品牌符号，传达了现代白酒的悠久历史。将封藏大典和1573这两个符号连接起来，可以打出品牌的一个代表，来促进酒业的繁荣，带动一方经济。
明史专家“为明朝讨说法”
晚明历史是中国当代史学界研究热点。作为万历元年，1573年是中国政局进入晚明阶段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改变的开端。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明末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也是农业帝国由盛转衰的节点。放在全球化视野下，此时的中国正在由东亚的中国，变身为世界的中国。江南市镇的繁荣、海外贸易的拓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展现出中国主导新世界的可能性，然而，这些主动尝试随着明朝覆亡和西方入侵而停滞。
在研讨会上，专家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157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议题上。《环球时报》社社长胡锡进在致辞中表示，要解释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后来的道路，中国整个学界应该有更创新的研究角度。我们不仅要研究这个年代的政治，还要研究这个年代大的文化，研究这个年代的细节，比如民生，人权，宗族，社会基层自治与文化多元情况。从一个普通中国人当时能有多大的见识，到一个国家在当时能有多大的见识，都需要非常认真的研究。《环球时报》希望截取1573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断面，对围绕在此前后发生在中国及世界的具有典型意义、并能够映射出历史发展大势的代表性事件展开细致发微的剖析，真实再现这个时代。中国未来的历史学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都将因为这样的研究而受益。
泸州老窖集团董事局主席谢明在致辞中表示，研究1573年，就是为了寻找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并挖掘出其中传承和聚集的重要精神内涵，解释1573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通过泸州老窖的窖池而传承。1573年泸州老窖开始规模酿造，而所建的窖池，随着时间的推移，为我们、为世界酝酿了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的东西。中国白酒是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说明了中国传统文明强大的生命力。
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从大历史的角度，做了名为“从明到清转折的思考”的主题发言。毛佩琦认为，过去数十年间，大众对明朝的认识有一个误区，认为明朝是中国最为专制黑暗的时代。而纵观1573年以来的晚明历史，真实的情况是“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明朝政权衰败的时候，恰恰是它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候。上层的政权建筑和社会的基层不一致，这才有所谓社会转型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毛佩琦教授列举1573年前后发生的商品经济发展、思想解放与中西文化交流等事例，剖析了晚明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明末商品经济的繁荣，就“明末白银货币化与世界变革”这个议题与其他嘉宾进行了交流。万明表示，1573年，当泸州老窖开始形成规模酿酒窖池群的时候，16世纪的晚明中国，正有如一个巨大的发酵窖池，酝酿着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重大转型。明后期最标志性的事件均发生在1573年前后。隆庆开海使得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接着就是澳门的开埠，葡萄牙人最终在1573年被中国政府允许入居澳门。万明表示，白银是明末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连接点。通过对晚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可以证明晚明中国并非闭关锁国或被动融入世界市场，而是主动加入并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发展。明末中国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白银货币化，直接影响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万明表示，21世纪的当代中国已经重新崛起。回顾16世纪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的现实机遇，并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百家讲坛》著名嘉宾纪连海则做了题为“1573年：动荡中前行的世界”的主题发言。作为清史名嘴，纪连海也为明朝“讨说法”。纪连海认为，与朱元璋所期盼的那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不同，1573年的明王朝已经繁衍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泸州老窖恰好是从这一年开始形成规模酿酒窖池群而流传至今。
从晚明历史看当代中国崛起
晚明是走向衰落和西方走向崛起的开端。400多年后，西方文明陷入诸多困境，而中国的崛起成为最令世人瞩目的事件。那么这几百年间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中国重新崛起的历史逻辑在哪里?
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就“明末以来中国外交大势”与与会嘉宾做了精彩分享。
吴建民表示，明末历史很值得我们研究。从精神到物质，1573年是中国和世界距离拉大的时候。全球化从大航海开始，而大航海时代是郑和在1405年开启的，但是后来不幸中断了。吴建民表示，明朝没有把大航海的势头保持下去，非常遗憾。今天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这是当代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利益。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以“明清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主题演讲。张颐武表示，从1573到今天，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明清之际的文化大转变。当明朝末年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第一次发现我们只是天下的一部分，这是巨大的变化。第二个是中国的命运，中国在明末由盛转衰之后，到了历史的谷底，现在又由谷底向上走的过程当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靠自己的劳作，艰苦的奋斗和劳作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从明清向下衰亡到今天的奋起，始终怀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会有一个伟大的命运，这一点是中国人最坚定的一个信念。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做了名为“中西现代化路径比较”的发言。金灿荣认为，谈论1573，要强调中西分野，为什么西方在近代崛起了，导致了我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被动？很显然1573年的时候，西方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1573年的时候，对后来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的两个观念上的变化已经在西方发生，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反观我们，1573的时候进入了明王朝的后半段。明王朝是有进步的，但是历史的基本事实是明王朝没有跳出王朝循环的那一套规律。社会中新的因素，比如市民社会、独立知识分子，还不构成一种颠覆性的力量，1573的中国还是王朝循环的中国。金灿荣表示，400多年过去了，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他比较看好未来东方、西方走向平衡的前景。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认真的去应对。
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全球化中心主任宿景祥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转生’与未来的姿态”的发言。宿景祥认为，明末以来中国进行“内向型”的国家建设，并非完全停滞。他表示，近代中西方历史进程分野的几个关键点。一是西方文艺复兴，即中国明代，是东西方历史的分界线。二是西方16、17世纪科学革命。三是18世纪的哲学革命，四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国在此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民族融合、疆域扩充与重组。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看，西方表现为外向性，中国为内向性。中国的进程落伍于西方，但并非全然停滞，没有进步。这种进步是内在的，为现代中国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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