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娱乐年鉴》小人物
出品:南方都市报娱乐部
监制:崔向红
统筹:王赞媚 虞晓毅
策划:王赞媚 虞晓毅 徐庆华
采写:齐帅 简芳 黄锐海 蔡丽怡 朱燕霞
实习生 陈淑妹 蔡慕嘉 林榆 龙成柳
撰稿:韩松落
漫画:邝幸
美编:李毅然
美编助理:刘明星 龙李华
校对:刘翠霞
执行:徐庆华
2010,野草的歌唱
两种景象,照例会在岁末年初同时出现,互相映照,显现出这个世界的两面。
一种,是辉煌璀璨的榜单,最富有的人、最有权势的人、最有影响力的人、最有贡献的人,各种寒意凛凛的青年领袖意见领袖……另一种,是春运照片,火车站,无数随波逐流的脸孔,我们甚至可以为那些图片配上声音:候车室那种宏大的、没有头绪的声音,像一个灰色团块,沉重地高悬。
站在巅峰中的人,自有其攀上巅峰的理由,但我再也不会如二十岁之前那样,轻浮地认为,人之所以穷厄,是因为“不努力”。这是个复杂、混沌的世界,许多时候,它都以《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所揭示的规则运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于是我们看见,那个诡异的明星,正在为自己重塑形象,“高调重返名利场”;于是我看见,那个最欠缺才华的导演,正在被这个时代当做珍宝;于是我看见,我的长辈,目光灼灼言之凿凿地说,某位80后的作家的确值得研究,我知道他的判断力并没完全丧失,却也知道,他必须要以姿态诚恳的攀附,和那些在任何时代都被捧在手上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取得一致;于是我看见,复旦大学那些低温学子,在救助他们的警察死去之后,津津乐道的,是如何向媒体渗入自己的力量,以便控制舆论。他们已经窥见了世界运行的真相,他们起舞弄清影,他们当潮头立,他们无论如何都是赢家,像电影《黑色凯门鳄》里的那位意大利总理,虽然被判有罪,可他所控制的媒体,早已摆平了老百姓,在他走出法庭之后,人们没有把石头投向他,而是投向法官,他坐车离开,从车窗望出去,火光中的法院越来越小。电影中的制片人说:“这不是电影,这是我们国家的常识”。
这是任何时间地点的常识。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多年之后,待到尘埃落定、血色消退,他们或者她们,还将成为旧事月色的一部分,就像此刻被我们奉若瑰宝的“民国女子”、“民国男子”。人们将热衷于讨论他们的传奇,称赞他们的坚韧勇敢美丽。在石头和鸡蛋这边,“永远站在蛋这边”或许只是幻觉,强人如黑洞,如黑色凯门鳄,映衬出普通人的无力感。仙界的天空早已板结一块,普通人再怎样修炼挣扎,也无法升天得道。
所以那些时刻格外珍贵:像某个在秋天静默的下午,在山坡漫步,野草在阳光下,静静散发出草香,偶有风过,叶子翻过去,显出背面的银色。那是野草在歌唱。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达人秀》中的众人。他们分明不是为歌唱为舞蹈为出人头地而来,驱使他们出现的,是一种无比急切的力量,他们要说出“我在”,要为自己的辛苦遭逢涂上一点暖意一点亮色,用这点亮与暖,覆盖此前的记忆,为此后的忍受提供理由,他们是真的,真实的,真切的,真挚的,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那些不真的部分,那些有着强烈控制感的段落,那些先抑后扬的手法,当那个扮演动物的男人讲述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妻子的时候,当他妻子应声而出的时候,媒体存在和控制的痕迹是那么强烈,那么不自然,但我们愿意忽略——这可能是那对夫妻仅有的机会。
于是我们看到“旭日阳刚”的两个歌手。他们脸上,有一种经常出现在影像中的人所没有的东西,未经稀释的东西,木刻一样的东西,他们的身体,和我们经常见到的身体——哪怕是那些经过健身房雕琢的身体也全然不同,那是惠特曼在《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中歌唱过的身体:“你们是肉体的大门,你们也是灵魂的大门”,他们的紧张,也和我们经常见到的紧张不同,他们在录音室与汪峰合唱时的局促紧张,损毁了他们的男子气,我们恨这种必须将他们置身于紧张之中的安排,恨这种必须放弃男子气,才能赢得什么的现实。
于是我们看到王国良、“筷子兄弟”、配音组合CUCN201、“龙套帝”杨彤。他们在照片上微笑,不惊慌,毫无媚态。如果灵魂有形象,那一刻,它一定在迎风招展。
他们是万千怀有卑微娱乐梦想的小人物中的一员,他们身处底层,构成娱乐圈的基石,是所有巨星的起步之初。他们所引发的感动,很多时候并不亚于一名超级巨星。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也许有一天,他们也将赢得权重,进入某张榜单,所以,我们应当珍视此刻的他们,像珍视罗丹在《青铜时代》中描摹的那种时刻:混沌之中,已经显露初相,青涩之中,已经孕育大气。
我还曾看见更多,不只限于娱乐圈繁星。十月的一天,我在一个村子里,拍摄一棵红色的树,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打量我许久,对我说:“看起来,你和这棵树很有默契”,她说,她要带我去看她喜欢的一棵树,每当她心情不好,只要到那棵树下去坐一会,就能缓过劲来,她希望我拍那棵树。一路上,她告诉我她的生活,父盲,母病,家里的地无力耕种,都陆续转给别人,她早早辍学,至今未婚。最后,我们到达了她说的那个地方,一棵栗子树,叶子半红半绿,站在秋天的原野上。
他们,或者说我们,是温顺的,但张晓舟说:“顺民们是亿万蚂蚱,而在艾未未的作品里,是亿万颗葵花籽,每一颗都精雕细刻,每一颗都不一样,每一颗都可以自由分享,它坚硬,饱满,并不那么容易捏碎。”
而我,更愿意用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里那段《十二个活着的人》最后作结:“苦役队从早干到天黑,天一亮就有一辆监狱大车把他们载来,十二个人在车里挤得满满的。暮色苍茫时,又坐了大车回去。一整天都有铁锹挖地的声音,有强烈的阳光以及汗臭味。可是歌声倒是每天都有。一个阴沉的声音开了个头,只唱半句,仿佛是提一个问题。过半晌,另一个声音参加进来了。在金色眩目的阳光下,这歌声显得很阴郁,他们穿插着唱各种各样的歌,有忧郁的,也有轻松的。这音乐不断膨胀,到后来仿佛声音并非发自苦役队这十二个人之口,而是来自大地本身,或是辽阔的天空。这种音乐能使人心胸开阔,听者会因为狂喜与恐惧而浑身发凉。音乐声逐渐沉落下来,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独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嘶哑的喘息,人们又见到了太阳,听到了一片沉默中的铁锹声。”
那是十二个活着的人的歌,也是所有蓬勃如野草、为所有时代提供底色的人的歌。
“中国达人秀”众星:
那些“既拥有过人才华,又具备伟大灵魂”的普通人
采写:南都记者 齐帅 漫画:邝幸
当所有人都痛心于“选秀已死”之时,《中国达人秀》破土而出,为已燎原过后的选秀荒野平添了一处勃勃生机。
偶像型歌唱类选秀完全被更平民化的《中国达人秀》湮没了风光。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选秀《快乐男声》被称为“中国式选秀的终结者”时,《中国达人秀》创造了总决赛全国5.7%、上海34.88%的收视率,成为自2005年《超级女声》辉煌之后成绩最好的选秀节目。从正规艺术团体表演到偶像型歌唱选秀到平民秀,电视娱乐观众的目光正从高端逐渐回落,越来越低,越来越贴近生活,如同望到空中焰火已散,俯首大地繁花似锦。《中国达人秀》是民生娱乐的代表。至今仍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达人们均是现实生活中一类人群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弱势人群。如身残志坚的刘伟、翟孝伟和马丽,有才华的儿童张冯喜,外形肥胖但有漂亮歌喉的蔡岫勍和朱晓明……《中国达人秀》用真诚的姿态把如此普通而不平凡的他们的生活、梦想、坚持推到人们面前,也把“孔雀哥哥”、“鸭脖子夫妇”等小人物的辛酸和幸福推到人们面前。让生活去当编剧,让真实感动人心。
[人物点评]
他们是群众推选出来的告白者
《中国达人秀》并不是一个选秀节目,尽管它从制作了《英国达人》、《美国偶像》的FremantleMedia购买了节目版权,尽管它以某种改良,让已经处于疲倦期的选秀节目的火苗闪了几闪,《中国达人秀》中的的众星也并不为选秀而来,他们是群众推选出来的告白者,他们的才艺不是才艺,而是告白开始前引人驻足的惊堂木,他们的歌或者舞,也不是歌舞,而是核爆后临时居所里的鲜花,是动荡的大篷车上一张小小的装饰画,表明此刻的中国人,仍有让生活继续的能力,仍有提供自我慰藉的能力。在这最好又最坏的时代,《中国达人秀》温情明亮,却又意味深长。(韩松落)
[南都回访]
真正能够征服民众的,依然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草根
南都:2010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中国达人秀》导演组:对于导演组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当属在上海音乐厅第一次看到孔雀哥哥时。那天,他跳着笨拙的孔雀舞,全场哄堂大笑,随后他却平淡地讲述了一个让观众完全没有想到的故事。三名评委不知道这个故事,因此他们同时起立,为之前稍嫌刻薄的点评致歉。孔雀哥哥没有煽情,没有流泪,但全场观众都流下了眼泪,从总导演金磊开始,很多现场录像的工作人员也都泪流满面。我们意识到,那些平民百姓身上的真挚情感,在一个完全真实、没有任何导演或策划的情境下,将会带来怎样的震撼力。
最难忘的一幕是总决赛当晚,在刘伟和寿君超间将决出最后的冠军。主持人程雷对着全场数以万计的观众提问:“谁是冠军?”回答他的是几万人发出的同一个声音:“刘伟。”这是多年来我们制作的所有选秀节目中从未出现的盛况。事后重新回想起那个晚上的情景,不得不承认,真正能够征服中国社会主流民众的,依然是那些来自于草根、同时又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平民情感和平民故事。
南都:选手们近况如何?
达人秀:愿意进入娱乐圈发展的人气选手,大多已和SMG下属的东方之星演艺经纪公司签约,针对他们不同的特点,我们也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计划。例如冠军刘伟是一个励志型的选手,大量海外主流媒体对他十分关注。因此刘伟在国内不会参加商演,主要以组织和出席各类慈善活动、公益活动为主,我们为他联系了许多海外演出活动,包括去美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参加相应的演出活动或节目录制等等。在节目组的联系下,“鸭脖子夫妻”目前已在上海开了一家店,生意非常火爆,他们非常受附近市民的欢迎,甚至还有人大老远赶去他们店里买鸭脖子。
南都:此前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原因有哪些?
达人秀:《中国达人秀》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节目理念中体现出来的“向平民致敬”的元素以及节目制作过程中坚持的“真实娱乐”方向,是最重要的原因。在长时间被明星大腕占据的舞台上,平民选手的骤然出现肯定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但仅仅依靠这种新鲜感是无法长时间地吸引观众的,我们认为,必须真正把这个舞台完全交给这些平民选手,让他们发挥出最本源、最自我的特色,不刻意设置流程,不做任何引导或排练,这样才能展现出平民选手身上最真挚的一面,他们才艺背后的人生故事,通过这样真诚自然的方式表达,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当然,也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制作手段相配合。可以说,我们在这档节目上的技术设备投入——二十台摄像机全程记录选手、评委、观众的一颦一笑——这样的制作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录制期间,总共请来近500组选手上台表演,但真正播出的只有100多组,这也是此前我们制作的综艺节目中前所未有的。“笨拙”地、不走捷径地坚持最真实的制作理念和制作手段,这应该是《中国达人秀》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节目收到的反响和评论有收集吗?
达人秀: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可能也是引发的最大的争议就是,不少观众和网友都觉得不少选手是依靠情感故事打动人而获得晋级,典型代表包括“孔雀哥哥”、“鸭脖子夫妻”等,同样也有网友指出,在决赛舞台上出现了两组残疾人选手,也让他们无法接受。因为第一季筹备时间很短,我们缺乏足够时间对重点选手的才艺进行很好的培训和包装,网友认为“达人不达”,从这个角度看有一定的针对性。不过我们也认为,《中国达人秀》的存在意义,并非一定要选出一个中国的迈克尔·杰克逊或披头士,我们希望选出一个能够在惊人的才艺中迸发出内心深处力量的选手。这是《中国达人秀》跳出传统选秀窠臼、在社会主流文化层面体现媒体价值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南都:今年有什么打算?
达人秀:将大大扩张选择选手的范围,计划在全国所有省区,包括港澳台地区都设立专门的报名点,同时也会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启动相应的报名比赛活动;可能对赛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之更符合中国观众的收视习惯;还会尽可能对所有晋级选手进行相对专业的培训,让达人选手在个人才艺方面更加出色。当然,我们依然坚持节目的灵魂,那就是触及民生,触及心灵,到最后能够征服评委、观众和导演组的选手,势必还将是那些既拥有过人才艺,同时又具备伟大灵魂的普通人。
“筷子兄弟”:
《老男孩》的青春如同浪奔浪流
采写:南都记者 简芳 实习生 陈淑妹 漫画:邝幸
谈起2010年来自民间的影像,不得不提《老男孩》。这个网络短片与韩国同名影片毫无关系,发布不到一周,点击率就超过400万,并且在43分钟的时间里,让无数网友泪流满面。而片尾的主题曲《老男孩》也跟着短片和两位主唱“筷子兄弟”一炮走红,成为很多人整日哼唱、挂在嘴边的曲调。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最初只是一个为那首片尾曲的MV创作的故事,但是导演兼主演肖央“变卦”了,他的表达欲冲出几分钟的桎梏,即便只能通过网络投放这样的形式:80年代的成长体验、迷恋迈克尔·杰克逊的集体回忆、人到中年青春不再的唏嘘与无奈,短片说的是两个男孩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却是一代人的成长轨迹。
这不是一部神作,缺点也显而易见,但正如一位网友所写,“《老男孩》表达的是在现实和理想的碰撞中步入中年、正面临人生重要转折的70后和80后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它对一代网友带去的美好记忆与正面能量,才是其榜上有名的主要原因。
[人物点评]
对语焉不详的大师时代的纠偏
“筷子兄弟”的《老男孩》获得的不只是赞美,有人说它烂俗、品位低,对社会问题的展示更像是一种迎合,但《老男孩》最大的优点却被忽略了——熟练。熟练,是2000年以后那些能够引起注意的新人导演的共同特征,他们往往从广告、短片入手,在熟练的基础上,再学习承载情怀,电影里的一切表达都是提前预设好的,绝对不指望现场突如其来的灵感,也不指望事到临头时有才力溢出。“筷子兄弟”等等新一代的影人的出现,是对语焉不详的大师时代的纠偏,要知道,任何时候,基本技术,才是完成一个作品的真正保障,对技术的重新重视,是一种被搁置许久的诚挚。 (韩松落)
[南都回访]
拍《老男孩》是我三十年来 做过的最痛苦的事
南都:2010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肖央:就是做老男孩本身,这也是最辛苦的地方。第一个是天气,拍摄拖到了北京天气最热的7月、8月。第二是钱不够,钱不够就得赶进度,赶进度又想拍好本身就纠结,每天又热,休息时间又少。第三,摄影、美术的朋友都是来帮忙的,要不没拿钱,要不就是以帮忙的价格过来的,麻烦他们这么辛苦,这个也非常纠结,每天看到朋友晒到脱皮,觉得特别难过。
还有就是老王(王太利)父亲的去世,也给我们的片子造成了打击。他父亲病危的时候,我们剧组被迫解散了。老王坚持拍了几天回山东老家了,我们剧组就给停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还要和演员、工作人员们约时间,因为很多人还要干别的活儿。也不知道老王回来的时候能不能把大家都凑到一起。很多钱都要我自己出,自己导、又要演,还要当制片人,对剧组的每一个细节去负责,这是我三十年来做过的最痛苦的事儿了。
南都:王太利后来回来了多久?
肖央:二十多天吧,他父亲病情有好转。他父亲说,等我好了,就去看你们拍的片子。我在做后期,觉得片子剪得不错,片子挺好,我就说给王叔叔看一下。几乎快做完了,老王说他父亲没了。因为老王在他爸爸心中一直是个特别不听话又不成功的孩子,所以老王也特别希望让他爸看一下我们做的片子,让他爸对儿子印象改观一下。我当时非常难过,觉得自己的片子做得太慢了,把这个事情给错过了。后来想在这个片子的结尾给老王的父亲加一段长字。老王说别写了,然后就没写。
南都:这个片子给你带去了什么?
肖央:带给我挺多荣誉的,让很多事情变得容易了一些,以前想接触大的投资商(很难),现在相对容易,也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因为毕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在那儿。同时也有不好的一面,现在有点没时间做自己的事儿,尤其年底各种各样的活动,媒体、颁奖典礼太多了。让我觉得我变成不断在和别人说做过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做新的事了。这个事(《老男孩》火了)本身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我的意义是将来还做更有价值的事儿,需要尽快把状态调整过来。
南都:有什么新计划?
肖央:我们现在以“筷子兄弟”——两根筷子的形象做了七集很好玩的两分钟一集的小动画片,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和大的投资公司在开发新的长片项目,老王那在写些新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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