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不务正业“的艺术园丁：朱宗庆 严长寿

　　今年七月，朱宗庆因为严长寿的一通电话邀约，带着打击乐团副团长何鸿棋一起到台东。在那里，宣布从亚都丽致退休的严长寿才刚创办的「公益基金会平台」正举行着花东青少年艺术创作营队。严长寿邀集大批艺文界好友，来到此地和这群原住民少年们分享他们如何走入艺术、为何选择艺术，以及，若要驻足于艺术世界中，该怀抱怎样的热情、执着与努力。

　　找上朱宗庆，严长寿笑称，全因两人拥有太多相似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不务正业！」朱宗庆自一九八六年创立打击乐团以来，不仅钟情于创作表演，更致力推广音乐教育，成立打击乐教学系统，从多年来台湾打击乐的学习人口仅次于钢琴便可见其成效；此外，朱宗庆延展自身的艺术管理长才，历任两厅院艺术总监等职，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校长，彻底展现「不务正业」的特质。

　　严长寿尚未自亚都丽致饭店总裁退休前，便堪称台湾最关注艺文生态的企业家，他从饭店旅馆和观光业的角度出发，热切著书、演讲分享台湾文化永续经营的可能；近年更与花东的地方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甚而运作公益平台基金会，以推动最终目标——「希望学堂」的设立。

　　两位以高度热忱投身艺术教育的音乐人、企业家，都来到关键的时间点——朱宗庆打击乐团即将满二十五周年，公益基金会平台甫成立一年多，艺文品牌如何走下去？如何介入、深耕台湾在地的艺文生活？本刊特别邀请两位进行对谈，笑谈间，感受到最多的，仍是他们身上源源不绝涌出的热情。

　　Q：两位一直持续推动台湾在地的艺术文化，我们好奇的是，过往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艺术体验，促使两位至今关心艺术不辍？

　　朱宗庆（以下简称朱）：以我个人的表现来说，二十五岁以后是我的叛逆期，从那时就逞着个人对音乐的喜好不断追求，直到现在虽然已经五十几岁，我还是跟自己说，随时开始，一点也没有时间太晚的问题。

　　之所以如此，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虽然台湾看起来很小很乱，但台湾是一个不吝给机会的社会，是一个愿意给掌声的社会，假如你有很多梦想，你大可以去追求。第二是，台湾还有很多事可做，有很多可能――连我们这些搞击乐的都可以了，还有谁不可以？

　　我还记得当年从维也纳回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怎么推广打击乐。首先是进入体制，所以整整七年，我每个礼拜自己开车、后面载着一只狗，跟我全台湾跑，我到各个学校游说，请他们答应让打击乐进入学校当主修……二十几年来，台湾的打击乐已经从小学到初中、大学和研究所。体制外的变化也很大。除了打击乐团，优剧场、十鼓击乐团……很多种类、表演团体出来，这就是另一种可能。

　　我最近有一个反省。台北艺术大学追求的目标是「传统与现代结合，西方与东方并进」，我认为这不只是北艺大，全台湾都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学校里面有很多规则，传统归传统、打鼓的归打鼓，这样发展下去，会逐渐失去特色，接下来该怎么做？我想要借着以前走过的路程继续努力。

　　严长寿（以下简称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艺术给我第一个最大的感动是初中的时候。当时看了一部电影，演的是舒曼和克拉拉的故事，电影中出现了舒曼的《梦幻曲》，其中小提琴的优雅琴声，让我震撼又感动。那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家里非常有钱，他家有一套贝多芬全集，我到他家听到交响乐，也带给自己相当大的震撼。

　　等到念高中，我加入管乐队，吹过小喇叭，后来做指挥。我记得那时我们参加比赛，樊曼侬的父亲是评审之一，还特别把我叫到一旁夸我：「你很有天分！」可能因为我跟其他学生不太一样，比较放得开，不是只打拍子。听他这么说，我也自觉不错。

　　高二时我有一次机会去听郭美贞来台湾演出，我整个头皮都发麻了。好像我开的是50C.C的HONDA，他们却是一辆风驰电掣的哈雷，那个张力，我简直天差地远！很快地我的音乐梦就碎了，知道自己不够认真学，也没那个条件，读谱等能力和真正音乐人相比是不及格的。就这样放弃了。

　　尽管如此，音乐仍是我不可或缺的，它变成我的禅修工具一样，每当心情烦躁时，音乐能够让我安定。做不成音乐家，我想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个学生，一个鼓掌的观众。也因此，我对艺术家有很高的崇敬，也慢慢接触到艺术家，和大家变成好朋友。

　　这次朱团二十五周年，我自己也有一个想法。我一直相信过去这段时间，台湾历经颠沛流离、动荡不安，逐渐走向安定，这个安定给了文化很多养分，因此原来没有用武之地的宗教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能够荟萃在台湾，比如齐邦媛和她的老师钱穆，比如殷海光、雷震，又或是第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林怀民、朱宗庆等人。他们对台湾有感情，把所学贡献给台湾社会，这是台湾真正的价值所在。我也很愿意贡献自己，帮他们做一个打杂的工作。　

　　Q：我们常说要以文化为台湾发声，立足国际，大家也很希望朝这方面努力，但就朱老师长期经营、管理表演艺术领域，以及严总裁从旅馆、观光业的角度，两位认为我们目前还欠缺什么？

　　严：我之前演讲曾说，外交用文化交流反而是没有威胁的，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量，这又是我们的强项。

　　但现在社会看待文化的价值，我非常不喜欢。政府把「文创」当成「文化」，这完全是两回事。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产业化，是低估了文化的价值。当初文建会曾考虑要跟观光局合并成「文化部」或「文化观光部」，我就非常反对，最主要我认为这是矮化了文化。为什么呢？文建会严格说来像是经建会，它是一个跨部会整合的、掌握预算的单位，相当于发展的火车头，它可以要求教育部或外交部要有多少百分比的预算去做文化交流。文化相当于一个民族的基石，当它能渗透到最核心的部分，文化就可以被教育所用、被外交所用、被观光所用、被经济所用――这就叫文化创意。

　　朱：严总裁的格局宽阔多了，那我从艺术专业这块来讲。我现在年纪越大，听越多同年纪的人在讲，都是说靠自己，不要靠政府，我很常听到这句话，包括一些我崇拜的企业家都如此。但的确，如果没有热爱的话，是没有动力的；有热爱，你会慢慢去找解决。

　　我们讲文化内涵这块，就像最近因为去台东，我对弱势团体的感触特别深。以前也是关心，但现在是你去实践，它还会反射回来，持续触动自己，反省自己。

　　像我现在在北艺大，我发现这一代的小孩子会唱会跳会打，技巧好得很多，也有好的老师，设备资源也是国际级，那怎么发展文化内涵？在通识教育。大家都说要推广通识教育，发展人文素养，这不是只有口号，我发现现在一堂通识课开课，常常学生会抢到不行，因为他们也发现这真的对自己帮助很大。比如一堂法律通识课，除了课堂上课，老师也会带他们去法院感受，那一个美术系学生就可能做出一个融入法律观念的作品。或是很多课从宗教、科技去审视人生活的环境……这些会让一个学艺术的学生拥有更宽广、更和实际生活接触的视野。

　　（摘选自台湾《PAR表演艺术》杂志第2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