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娱乐信报
纪录片《大人大艺》之后，另一部和北京人艺有关的纪录片《曹禺》也登陆北京台。前者用国内少见的口述历史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北京人艺的历史文化，而《曹禺》则第一次真实还原了曹禺曾经的创作苦闷和精神痛苦，两部纪录片颇有些敢为天下先的味道。两部纪录片引起的巨大反响，都说明“观众需要这样的影像‘史记’。”
拍《大人大艺》
顶着质疑和担忧
《大人大艺》采访了郑榕、蓝天野和濮存昕、宋丹丹、徐帆、梁冠华等北京人艺的历届优秀艺术家，通过他们的回忆和叙述来展现北京人艺的“一棵菜”表演精神、老版《茶馆》谢幕演出的回顾等北京人艺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今天，如此用心、沉静并极富文化内涵的纪录片着实罕见。“我们拍《大人大艺》，是受到今年《茶馆》演出六百场纪念和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启发，”《大人大艺》的制片人朱礼庆说，“不过我们开拍《大人大艺》之前，对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清楚，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也很担心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尽管这样做在电视荧屏上显得很另类，但《大人大艺》还是按计划开拍并播出了。
87岁朱琳坚持坐凳子
接受采访
在节目组采访过程中，他们的拍摄计划得到了人艺艺术家们的全力支持。节目组到老艺术家朱琳家采访时，朱琳一直挺直腰板儿坐在凳子上侃侃而谈。“我们年轻人在凳子上坐久了都会觉着特累，更别说87岁的朱琳老师了，我们一度劝她让凳子靠着墙，但她死活不同意。她自己是人艺的演员，她就一定要在镜头前展现出最好的精神风貌。她的敬业精神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大写的人’。”节目组记者告诉记者说。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大人大艺》的最高收视率达到2.3。国庆档期，即使是采访大牌明星的娱乐节目，其收视率也很难超过2.0。成功的不仅仅是收视率的提高，在节目播出完毕后，观众们的热烈反响却没有停止。很多人都向节目组建议，要给《大人大艺》出书、出光盘，让观众可以细品北京人艺精神。在收视率不甚科学的情况下，《大人大艺》让那些自以为“落伍”的观众又成了主角，也让很多电视工作者开始重新了解观众的喜好。“唯明星的节目风气不可涨。”制片人朱礼庆说。
用六年时间抢拍宝贵史料
2003年，北京人艺影视中心成立。这个影视中心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制作明星云集的电视剧，而是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北京人艺艺术家和有关人艺历史文化的纪录片。从2004年开始，北京人艺陆续推出了《舒绣文》《叶子》《欧阳山尊》等纪录片。
一直在北京人艺执导这些纪录片的导演李春立告诉记者，2007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希望在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播放纪录片，“央视的领导亲自到人艺来审片，我们的片子要拿到人家电视台播出，人家却亲自来我们单位看片子，这在业界是少有的事儿。看着看着，央视的领导哭了，他们说，你们的片子没有铜臭气，不浮躁，有文化品位，我们拍不出这样的纪录片，因为我们的研究认识没有你们深刻。”李春立说，很多老艺术家和话剧专家也对他说：“你们现在可能还看不到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但20年、50年后，这些纪录片的历史意义就会被体现出来，因为那时的演员要想学习老艺术家们的演剧风格和戏剧传统，都得看这样的纪录片。”
郑榕第一反应“你是让我歌功颂德吧”
在拍摄《曹禺》之前，导演李春立买了70多本有关曹禺的评论集和研究专著，发现其中有不少胡编乱造，或者不经考据便靠道听途说来评论曹禺先生。“我要拍的《曹禺》，一定要真实地反映他人生各个阶段的不同情况。我要这部纪录片不仅展现曹禺的成就，也要展现他的婚姻情感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苦闷。”
老艺术家郑榕听说李春立要来采访他，第一反应便是“你是让我说歌功颂德的话吧？”当李春立告诉他纪录片《曹禺》的拍摄意图时，郑榕高兴地畅所欲言。
导演担心
能不能顺利播出
看过《曹禺》的观众都会被该片的“另类”所深深吸引。该片从曹禺考取医科学校落第、到他的婚姻变故，从他年轻时对戏剧的热爱到他在灵感枯竭给他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观众们第一次直观地看到，曹禺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一生却只创作出九部剧本。片中大胆地分析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给曹禺创作带来的阻碍和伤害，曹禺的家人对该片讲真话的精神给予了肯定。
李春立一度担心，这样的角度能不能顺利播出。“我当时都做好了被停播的准备。”令人高兴的是，纪录片《曹禺》在北京台顺利播出，并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林连昆去世前，李春立曾把《曹禺》的样片拿给恩师“审阅”。林连昆家中一直没有DVD机，为了看《曹禺》样片，他特意让儿子买了一台DVD机。两天后，林连昆夫人打电话告诉李春立说，林连昆用两天时间看完了样片，该片的客观真实让林连昆数次流下热泪。
李春立退休前
还要拍四部纪录片
56岁的导演李春立已经在人艺工作了38年。如果不是一次癌症手术，他可能至今还活跃在电视剧片场中。“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影视剧如此发达的年代里，却能沉下心来在人艺拍纪录片？是那次生病改变了我，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李春立说，现在他离退休还有四年的时间，他更希望抓紧时间完成自己计划中的工作。“现在，关于苏民、濮存昕父子的纪录片已经完成了前期拍摄工作，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制作完成；明年，我准备开拍刁光覃与朱琳夫妇，他们这对夫妻是一对大演员。在我的计划中，还有纪录片《焦菊隐》和《林连昆》。”为此，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采访历史当事人，谢晋和黄宗江都在接受采访后不久故去了。李春立说，这些年来拍摄纪录片，他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
评论
时间能赚回“骇人”成本
拍出以上两部纪录片，自然是首先要有对文化的热爱和对利益诱惑的拒绝能力。但仅凭这两点还不够，纪录片在国内之所以还是“小众艺术”，是因为其“骇人”的成本。
这里的成本并非金钱投入，而是时间成本、收集史料资料的脑力成本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成本”。要想拍好一部纪录片，你花费的准备时间就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更长。其次，“脑力成本”也非常人所及，李春立在拍摄《曹禺》之前，阅读了70多本相关著作，这其中还不算曹禺自己的作品；他为该片所写的解说也多达十几万字；如果让你去拍摄一个剧院、一段艺术史的纪录片，那么阅读史料、观看影像资料，并将其整理汇总成自己的文字，将是一次有如修书般浩瀚的工程。其三，纪录片要求拍摄者必须敢为天下先，《大人大艺》和《曹禺》都是勇敢的尝试，若是没了这般勇气，那么纪录片势必变成资料的堆砌。
拍摄纪录片远不及拍影视剧来得轻松，收入自然也是天差地别。不过，一个有序的文化市场，应当允许有人追逐票房和收视率，也应允许别人有做艰苦付出的空间。希望《大人大艺》和《曹禺》打造的良好开端能演变成一股潮流，让纪录片这门“小众艺术”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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