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近日一部低成本影片《我是植物人》在圈内开始被关注，影片所揭露的医药行业的丑陋面引发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反思。该片的制片人兼编剧谢晓东近几年来创作的作品《一年到头》(高清在线观看)《无形杀》等一直都在关注当下的热点话题，这位因“有感而发”而进入电影圈的“门外汉”，却从另外一个视角探讨了类型片的一种可能性。谢晓东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有智慧的商业片”，反映的是“普世价值观”，而他最关注的，则是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究竟该怎么活？
谈“植物人” 医药失序让我崩溃
新京报：你拍的片子赚钱吗？
谢晓东：有的赚一点，有的赔一点，反正翻来覆去还是这些投资人，多一点就拍得大一点，少点钱了就拍成本少一点的。我这些片子投资都很低，票房其实有个几百万就够了。票房、电影频道、音像加起来就差不多了，没有大赚，也没有大赔。不过前提是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求赚钱，只要不赔钱就够了。我的心态就是这样，也没想过什么有一天就火了这事儿。
新京报：《我是植物人》创作了两年多的时间，是因为什么事件触动了你？
谢晓东：2005、2006年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我们国家一年通过了一万多种新药。这个数据基本让我处于崩溃状态，这是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以前在美国是做药物研发的，我是学这行的人，我知道药的研发过程之艰难。假设以一万种药来计算，我们一年工作时间250天，平均一天40种，一天工作八小时，一除就是一小时5种药，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种新药诞生，这超乎我所有能够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事不对了，这事过分了，很恐怖。就想我得写这个本子，但是当时无法筹备是因为没出事，可是我坚信这个是一定会出事的。果然，郑筱萸（注：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国家药品监管严重失序。）被抓了，我就开始写了。
新京报：片中涉及的关于医药行业的内幕是怎么拿到的？
谢晓东：我认识很多这个行业的人，我了解很多。我反而不让自己了解得太多，因为这样可能反而写不出来了。像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我最关注的是人如何在社会中生存这件事。
谈制作编剧 我认为中国没有制片人
新京报：为什么你的作品都要同时担任制片人和编剧？
谢晓东：我喜欢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有一个平台可以发言，我觉得我不做编剧只做制片人，把电影当成一个生意去做没意思。我想把我想说的话，想讲的故事写出来，我相信我拍出的电影也不会差。很多人做电影是当做生意或被它的五光十色吸引，但是对我来讲如果靠电影去赚钱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而我之所以做制片人，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没有制片人。制片人应该是要会看剧本，脑子里要呈现出电影的影像，据此你还要会去与导演沟通，还要懂得影片的宣传、发行、上映和回收，这是整个一套产业链的东西。现在中国只有投资人和制片主任，更像股东或者项目经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
新京报：你会不会对导演干涉比较多？
谢晓东：我写剧本的时候，画面结构全在我眼前，我跟导演的合作是，所有的创作全部在开机之前完成。（这样岂不是否认了现场发挥？）我觉得拍片子没有什么现场发挥，连演员的发挥都是在导演明确的要求之下，不可能现场什么都来了。
谈类型片 一不小心走在了法律前面
新京报：你选择的题材都是热点的社会话题，这在好莱坞其实已经是很主流的类型片了，但是在国内是否因受到制度的限制而局限了其发展？
谢晓东：行业类型片是非常重要的片种，但是我们国家就没有这种类型片。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们国家是最不缺故事的国家，怎么能没有这种接地气的类型片呢？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想，觉得是因为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但是在我心里没有这个限制。我写剧本是不管电影局能否通过，是否喜欢的，我写的时候是有我的尺度的。我也没有出底线，怎么就不能写？其实几部片子做下来在审查方面也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做《无形杀》的时候遇到过，因为片中涉及的案件是在人肉搜索下，这个人死亡了。那么这是谁的罪呢？这个国家在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啊。当时电影局还是有一些顾虑的，觉得没有法律约定的事情没有这个先例，所以这个问题拖了一些时间影片才上映。不过去年8月份上的这部片子，去年12月份通过了网上隐私权的保护法，今年7月1日实施了。电影局的人跟我开玩笑说，你还走在法律的前面。
新京报：我想顺利过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影片的成本、明星等都不大，上映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去观看，不足以引起太大的反响。
谢晓东：我们不能揣摩别人的想法，也许人家是这样想的，也许人家并没这么想，只是我没找到那么多钱投资而已。我觉得中国人的习惯都是跟风，一种片子发财了，大家伙全拍，直到拍到死为止。我这种片子在国内没有这种类型，投资人会感觉很含糊，再加上题材又那么敏感，所以投资人还是不太愿意投入太多。我觉得找不到更多投资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这种片子火了，我相信这种类型片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这正是我想要的。
谈定位 我在极端商业与艺术之间
新京报：这类题材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谢晓东：我做电影是有感而发，只要我这个感还有，我就会做下去，如果没有，我也就不做了。
新京报：很多同类题材影片都会给出一个开放式结尾，你的作品为什么都会给一个明确的结论？
谢晓东：我从来不做一个片子只摆出现象，因为我是有感而发，如果我对这件事没有看法我写它干吗？我一定要给它一个结尾，因为我不想做艺术片，艺术片是自己跟内心的一个交流，是给神看的，而商业片是拍给人看的，我得让观众最后把这口气放出去。有人说我拍的片子是主旋律，因为最终总是善战胜恶，但是我说我这不是主旋律。我的是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是什么，是人为了生存所共同认可的规则，比如不能偷不能抢，这跟意识形态无关，只是这两者之间可能有重叠的地方而已，所以我拍的不是主旋律，是普世价值观。
新京报：你给你的作品以什么样的类型片定位？
谢晓东：我最喜欢的导演是科恩兄弟，我把我的电影定位成有智慧的商业片，是在泛滥的商业片和极端的艺术片之间的东西，这是我一直想拍的片子。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琳琳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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