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崔永元：我从不给自己压力

崔永元说自己是个很较真的人

　　从主持人到做“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建电影博物馆，搞乡村教育，做基金会，饱受抑郁症与失眠困扰的崔永元已经逐步转变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谈到做这些的初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崔永元表示：“我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从不给自己压力。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文/刘牧洋 王文佳（实习） 人物摄影/覃斯波

　　北京远郊怀柔附近有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在幽静的小镇里有一栋并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小楼里有一个资料库，库里有3500位年龄都在80岁以上的老人共300万分钟的影像以及文字资料。影像中，每位老人都对着镜头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甚至是“秘密”。

　　这就是崔永元8年前开始致力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至今，这些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8年前，饱受抑郁症与失眠困扰的崔永元听从医生的建议，“医生说你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一直都喜欢历史。”于是崔永元开始做“口述历史”。

　　9月4日，“口述历史”系列最新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高清在线观看)在上海举行首站观摩会，该片是从资料库中拿出不到千分之一的内容制作而成。

　　此前，崔永元已经完成了《电影传奇》、《我的祖国》等数个“口述历史”项目，并用这些影像资源建立了“电影传奇博物馆”。今年年初，崔永元又启动了中国民营企业“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从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并将成立“民企博物馆”。

　　从主持人到做“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建电影博物馆，搞乡村教育，做基金会，崔永元已经逐步转变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谈到做这些的初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崔永元表示：“我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从不给自己压力。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较真的历史记录者

　　9月4日，《我的抗战》的看片会开始前，崔永元安静地看完了手上的一份报纸。12点35分，他掏出手机，发了一条微博(https://cuiyongyuan.t.sohu.com/)。

　　“报上说，我国将向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的目前还健在的抗日老战士每人发放3000元以示关怀。那么，1931年9月18日至1937年7月6日期间就没有战士抗日且仍然健在的吗？还是准备发他们6000元以示更关怀呢？”

　　他的微博上，到处是这样的段子。崔永元说自己是一个较真的人，有时候，让他愤怒的事情特别多，他会在一个小时里连发四五条微博。

　　他开车带女儿去看电影，车开到了电影院，有人跑出来指挥他把车停在路旁，他照做了。结果一进影院，看到大大的字幕写着：“请把车停在停车场，路旁不允许停车。”他立刻跑出去，质问影院为什么可以在路旁停车，影院的人很苦恼，反过来向他大吐苦水后，摊摊手，表示无能无力。

　　“你们搞不定，我来！等着！”他打电话直接喊来了110，硬是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折腾一番后，他回到放映厅，电影已快放完。坐在女儿身旁，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我是不是有点太较真了？”

　　但等到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他依然忍不住。“我还是关心这些事，怎么也改不了。”面对记者，崔永元表示。

　　较真到最后的结果是他自己患上了抑郁症。2002年，饱受抑郁症与失眠困扰的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一边治病，一边筹划做些别的事情。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个项目。

　　为了做《我的抗战》，崔永元去了几趟日本。有一次，他特地跑去靖国神社。在那里，他看到几个年轻人穿着日本军装，耀武扬威地喊着和中国有关的口号。崔永元很好奇，就开着车一直跟着他们。

　　“一路上，他们都很守秩序，走到日本皇宫前，喇叭就不叫了。遇到红绿灯，照样是红灯停绿灯行，规规矩矩。”吃午饭时，这些年轻人进了一个面馆，他也跟了进去，坐着旁边，一边吃一边偷瞄人家。

　　他的怪异举止引起了那几个日本青年的注意，双方开始互相搭讪起来。崔永元很严肃地告诉对方，他特别不喜欢他们的这个打扮。没想到日本青年却告诉崔永元，他们都是学生，在勤工俭学。“我们每天如果穿这个衣服在那里喊，可以领到不少钱呢。”此言让崔永元一行人瞠目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

　　“如果媒体拍到这样的照片，大家一定以为那是日本的右翼，但实际上并不是。”正因为此，他想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为历史做一个结论。

　　站在台上，崔永元显得很自豪，“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但就在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网上的视频点击率已经突破了600多万。”

　　他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90后姑娘获得了一个和崔永元对话的机会。这个姑娘真心祝福今年47岁的“小崔”，“小崔，你一定得保重身体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此言一出，全场人哄堂大笑，坐在台上的崔永元颇有点哭笑不得，但他很快就用一贯的冷幽默做出回应：“这个姑娘肯定把我刚刚对历史的见解当成临终遗言了。”

　　他的身体其实还不错，抑郁症的后遗症是让他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这些年，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历史书，从半夜12点一直到凌晨4点，他笑言自己的生物钟和大西洋彼岸的奥巴马总统是一样的，“我现在眼睛不行了，有点花了，特别着急。”

　　他更急的是如何快点抓住那些历史的亲历人，他把“口述历史”看作一场文物抢救式的工作，让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们讲述逝去的历史，和时间赛跑。“我们若不快点，可能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2006年，崔永元决定带着一群人重走长征路，完成《我的长征》。路途中，他们想找个电视看一场世界杯球赛。队伍正好路过乡村小学，于是他们去问，却发现那里的孩子连足球是什么都不知道。诧异的他于是他跑到一个乡村学校，蹲在墙角“偷听”了一堂课。听到有个孩子问老师，“大家坐在飞机的什么位置？”那个乡村教师一脸平静地回答，“坐在飞机的翅膀上呢。”

　　他心里又诧异又害怕，“这样的老师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回来后，他逢人就说这个事，最后干脆成立了一个“崔永元公益基金”，开始搞起了“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至今，已有数百名乡村教师参加了培训。

　　“哪能拍案而起再坐下，再拍案而起再坐下，那也太二了。我觉得既然都拍案而起了，就行动吧。”崔永元说。

　　B=《外滩画报》

　　C=崔永元

　　“筹款也需要缘分”

　　B：《我的抗战》里面插的那些版画很有意思，怎么想到这样的方式？

　　C：其实是因为原始资料不够，如果都有当时的纪录片，那就最好了，可是没有。特别是口述者的这些，哪有啊？所以只好用插图这个方式。我们下一套片子准备用3D的，也在尝试用各种方式。

　　B：你说做这些事情一共花掉了1.3亿，不到3000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C：全部是通过募捐来的，五个方向的募捐。我说的1.3亿是整个“口述历史”项目的投资，《我的抗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从8年前开始做“口述历史”。在《我的抗战》之前做了《我的祖国》，还做了《电影传奇》，都在央视播出了。很多人都说我亏了，我不觉得，如果大家真要说这是生意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长久的生意，可能是几代人、几十代人都能从中受益，对社会是有益的。

　　B：现在乡村教育和“口述历史”的资金都是来自于崔永元基金会吗？

　　C：乡村教育全是来自于那个基金。“口述历史”有一部分是从里面来的，这要看捐赠人的意向。他会在捐赠的时候写得非常明确，他说给乡村教师的，你就不能用于“口述历史”。

　　B：你说不接受有目的的捐赠，你收到的捐赠都是怎么来的？你要一个个去说服他们吗？

　　C：我不会喝酒，就不能参加什么上流社会的晚宴。这些募捐一般都是通过演讲来的，我每年有十个演讲，最近两年的主题都是关于“口述历史”的，有时候也有那种对象性很强的演讲，比如说面对企业家的演讲，面对高端企业家的演讲，这就是募集资金的机会。我们做大了以后，在业界也有一个口口相传的作用，自己找上门的也很多。但不是每一笔钱都能要，比如有的需要回报，或者需要我去做什么。比如做个广告，或者做个形象代言，比较麻烦。

　　B：你会怎么拒绝这些有目的的捐赠？

　　C：我们坐在一起商量，看有没有双方都接受的方式，谁也别为难，为难就不舒服了。

　　B：有没有人本来是有目的的，后来被你感动了，不求回报？

　　C：有很多。最近我们接触了很多国际上有名的大公司。他们想法特别简单，就是你参加我们什么活动，或者你帮我们干什么，我帮你投资多少。

　　筹款也需要缘分。有的人确实很有钱，但当你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只能喝酒、吃菜，没办法跟他谈什么。我们也不是什么人都谈，那多累啊，比如说我在做电影博物馆时，是和冯仑先生谈，估计可能也就谈了十分钟，他什么都明白了，就开始不断支持。那个博物馆光装修就几百万，全是他投的。我也知道他的难度，因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要求非常严的。不是他说给你就给你。所以很多钱都是他自己的，他个人出的。

　　B：这样的情谊你打算怎么来回报呢？

　　C：我把口述历史做得更细致，更扎实，更详细，就是回报了。

　　“我从不给自己压力”

　　B：你在乡村教师的结业典礼上，做了“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的讲座，你会怎么教育你的女

　　儿，让她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C：我觉得跟孩子谈教育是最头疼的事儿，她上学就是受教育，回到父母身边还在跟她谈教育，多烦人啊。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多交流，或者说教化。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但是我也在想办法摸索。比如说我女儿特别爱画画，但她画的都是那种美女、卡通人物。那天晚上我就把我喜欢的戴敦邦的画作拿来给她看，看这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她挺感兴趣的，之后她就会很自然地把这种画法运用到她的画作之中，我觉得这就叫教化，教化其实是在一个慢慢的熏陶过程中完成的。我做这个片子，也是给年轻人看的，通过我们这个片子，有一些年轻的观众，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了。他只要有兴趣，他自然有办法把这个运用到生活中，不用你去教。

　　B：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女儿感兴趣吗？她会主动看你收藏的那些连环画吗？

　　C：她现在没有什么兴趣。这些东西就放在家里面，她可以随便看。但她根本不会看，她喜欢的就是动漫，尤其是日本韩国的这些动漫。

　　B：你会着急吗？

　　C：我不着急。没什么可着急的。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连日本动漫都不喜欢呢。没关系，到了会想问题会独立思考问题的时候，她自然会抓紧。现在是我看历史书最频繁的时候，但是我现在眼睛不行了，花了，就特别着急。怎么到了我最关键的时候，我眼睛却不行了。我以前眼睛好的时候也没想起来要看这些东西，看的也都是一些闲书。人嘛，总要有这么一个阶段。

　　B：你的团队里很多是80后，他们都是自己对口述历史感兴趣才加入到其中的吗？

　　C：我和海若（《我的抗战》总导演）我们是领导者，我们可以靠理想坚持一辈子，但你不能要求所有陪你做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们很多编导或者技术人员也是在做的过程中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以前也不知道。我们不强迫他们加入口述历史的团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们慢慢会感谢我。我们那个队伍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稳固，那么坚如磐石，也是走马灯一样，每个月都有新人来，每个月都有人离开，跟社会上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B：你的微博里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段子，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意见？

　　C：我觉得如果我不用段子，会弄得很多人日子不好过。我用段子就是想让大家放松，让大家用放松的心态来看。因为这些事儿，有的直接就是段子，根本就不用编。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地方是荒山野岭，要绿化，他们就直接刷成绿的了，还说自己那是先进经验。段子都写不出这么精彩的，我们在喜剧电影里都没看到过这个场面，真的没办法，我觉得地方政府比我幽默多了。

　　B：从一个单纯的节目主持人，到做“口述历史”、建电影博物馆，搞乡村教育，做基金会，你已经逐步转变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你最后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C：我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我从不给自己压力，比如说我的基金，我没有想我要募到多少钱，然后在排行榜上排到多少，成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什么的，我从来没有这些念头。就是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比如我今年资金很充裕，我就会连做三期乡村教师培训；今年资金紧张，我就做两期乡村教师培训。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了，首先我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乡村教师相关的。南方下大雪了，我帮他们买一些蜡烛，买一百万的蜡烛，基本上就够用了。汶川地震了，给那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盖个房子。就是做这些事，我觉得不要勉强自己，能干多少干多少，量力而行，别成为负担，这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