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报》特别策划：选秀七年

　　放弃对选秀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和苛刻要求，它只是一档电视节目而已

　　年中，当西蒙·考威尔，挥手告别稳坐九年的《美国偶像》评委席的时候，似乎预示着曾引领全球电视选秀风潮的《美国偶像》的黄昏已经到来。今年，《美国偶像》第九季尽管仍是美国收视最高的节目，但是短信投票数和收视率均创下开播九年来的最差成绩。

　　从《美国偶像》开始，这种消退气息四处蔓延。

　　国内，《美国偶像》的众多模仿者们，几无一幸免，这让很多人始料未及。当5月份《快乐男声》海选开始时，在汹涌的话题簇拥下，让人有梦回“2005超女”的错觉。可当12强总决赛上星直播后，情势急转之下。这个中国第一选秀金字招牌不再像以前那样闪亮夺目。

　　与“快男”一脉相承的《花儿朵朵》，因为平台转变、加上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状况的影响，花儿的“绽放”断断续续。

　　湖南人凭一己之力强推两档选秀节目，实属不易，但也左右受制。和《美国偶像》一样，湖南式选秀依然是选秀之王，但今年它输给了自己。

　　其他的选秀节目也是艰难前行。

　　敢以选秀之名与“快男”正面交锋的《非同凡响》，摈弃了草根特质，但更像是调整后的《名声大震》。而《中国红歌会》则是在特色环境下诞生的奇特果实。反而是《中华达人秀》的剑走偏锋迎合了网络时代多元审美的特性，异军突起，成为今年选秀节目的最大黑马。但在它身后却是SMG倒下的两张曾经叱咤风云的选秀王牌《我型我SHOW》和《加油！好男儿》。至于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已经远离选秀的队伍。

　　2010年，是个选秀黯淡的季节。难道观众已经厌倦选秀了？

　　可以看到的是，选秀节目的受众在分化。七年前，办公室白领和公务员会为支持李宇春和张靓颖争执不休，但七年后，他们对武艺、陈翔的名字一脸茫然。现今高呼偶像名字的是90后，毫不夸张地说，今年，90后霸占了选秀的网络舆论高地，并直接影响了选秀的进程。90后们，从来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活跃，今年他们是选秀节目最忠实的拥趸。

　　七年前，电视选秀催生了天娱传媒，以及随后的上腾娱乐，推动电视台学会与资本合作、做线下活动营销、产业链开发、品牌授权、跨产业经营、跨地域合作以及制播分离。2005年的中国电视需要《超级女声》《我型我SHOW》《梦想中国》作为确认自我价值、树立公共形象、社会地位的利器。而如今，中国电视的发展已经从作产品走向产业，从机制调整走向体制改革，其正在经历的改革浪潮远比当年“超女”掀起的电视革命更加汹涌澎湃。

　　今天，中国电视的产业化探索已经不像昔日那样那么迫切地需要用选秀这管鸡血来刺激。从去年开始自上而下实施的国有广电机构的体制改革，已经将电视台推向了市场化的快车道。

　　或许，今天的选秀已经不能为中国电视带来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合作范本以及产业链条。或许它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电视产业化启蒙的使命，也完成了对中国电视观众草根娱乐启蒙的任务。

　　如果说当年对选秀顶礼膜拜是一种过分拔高的话，今天对选秀嘲讽和唾弃也同样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应该看到，七年来，选秀一直承担着超出电视节目范围之外的使命和功能，七年来我们每年都一直期待选秀带来产业革命、收视狂欢、民主精神的洗礼。而今天，该醒醒了。

　　应当放弃对选秀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和苛刻要求。选秀只是选秀，它只是一档电视节目而已。简单了，才快乐。

　　新变局

　　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电视观众年龄的“下移”后，如何吸引电视的主流观众，现在又成为电视文化的中心话题。“选秀”有了新的可能性和变化契机

　　文 / 张颐武

　　无可争议，“选秀”在新世纪的崛起是和《超级女声》在2005年所创造的轰动效应相联系的。可以说，虽然在2004年已经进行过《超级女声》的比赛，但2005年的“超女”无疑是中国选秀节目的标志性时刻。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记忆，在这届“超女”中出现的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也都成了今天有影响的歌星。这一届的“超女”的成功也给湖南卫视更上一层楼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础，奠定了其卫视竞争中的地位。

　　回顾2005年的“超女”，其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过“选秀”成功整合了原来几乎不是中国电视最基本观众的“80后”。这些年轻人几乎不积极参与电视生活，也对一直作为中国电视收视主力的电视剧缺少忠诚度和关注度，他们的娱乐生活基本来自互联网。“超女”的意义就在于它形成了电视与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积极互动关系。在电视中形成的议题，通过网络或手机短信放大，然后借助纸媒和电视媒体进一步放大后再回到网络，经过不断的放大效应，形成了对年轻观众群的巨大影响力和冲击力，使得“粉丝”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这样，主导新世纪文化变化的两个重要的因素都成了电视文化的主角。一是“80后”的年轻人——近几年很快就扩展到“90后”；二是在文化领域已经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

　　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电视观众向年轻人“下移”的趋势，另一方面造成了电视和新媒体互相依赖、相互倚重的新形态。这其实是中国电视业的重大变化之一。因为中国电视的主流观众一直是中年以上的观众群，这些观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方式、消费模式几乎都相对固定，而《超级女声》所创造的新趋向则是整合那些还未充分进入电视生活的新观众。可以这样说，“选秀”没有从原有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块蛋糕。

　　此后，各种选秀一方面继续在“80后”“90后”上下功夫，另一方面继续开发各种可能的观众群。如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就是开发了相当广泛的爱唱卡拉OK的群体，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

　　但“超女”开创的模式到今天已面临着新困难。选秀创新不足的状况出现，选秀的形式相对固定，已经难以吸引看过多届的公众，而其造星的功能也并不可能重复2005年的成功。同时许多电视台几乎相似的节目迅速使得“选秀”变成了残酷竞争的“红海”，让观众产生了厌倦。

　　近期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在瓶颈中开创了新的可能性。这个引进创意的节目一方面按照国际标准运作，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情况进行了“本土化”。一是以感人的故事和传奇草根的表演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二是强化了评委功能，以周立波这样有号召力的明星活化场上的气氛。这些都收到了效果——即成功地将观众年龄“下移”中未被注意的中年以上的主流观众重新拉回了“选秀”节目中。这些在网络文化中相对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这也说明，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电视观众年龄的“下移”后，如何吸引电视的主流观众，现在又成为电视文化的中心话题。“选秀”又有了新的可能性和变化契机。

　　“选秀”其实是电视的常态性节目，问题在于如何在激烈竞争中产生新的创意、提供新的节目形态，这是当下电视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