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红楼梦》里的洁与浊

焚稿断痴情

林黛玉

林黛玉

　　林黛玉：完美的悲剧

　　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主笔◎鲁伊 题图◎老牛

　　不寻常的四十五回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

　　这一段文字，出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有如分镜头剧本中的一幕，一个潇湘馆的大远景后，镜头缓缓拉近，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林黛玉——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并非黛玉的第一次出场。当此之时，距离年幼丧母的黛玉洒泪拜别父亲、北上依傍贾母、下定决心“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注：据周汝昌《红楼梦》纪年)。这也不是《红楼梦》中，黛玉最著名的一次出场。第二十七回中的“葬花”，第三十四回中的“题帕”，乃至于高鹗续书中第九十七回的“焚稿”，早已成为几百年来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经典形象。与那些感情浓郁、戏剧冲突强烈的场景相比，在这个“残漏声催秋雨急”的夜晚，发生在潇湘馆里的事情，实在太过平淡而琐碎，说起来，无非是秋天到了，林黛玉又犯了咳嗽的老毛病，连日在家静养。从下午到晚上，宝钗、宝玉和一个送燕窝的婆子，分别登门探望。

　　然而，这看似寻常的3000多字中，却伏着许多初看时令人不解的谜团。最明显的，便是黛玉对宝钗态度的改变。在宝钗提起燕窝粥的话头之后，黛玉竟然第一次，也是整部《红楼梦》中唯一一次，与一向不甚和睦的宝钗说起了自己寄人篱下的苦处：

　　黛玉叹道：“……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宝钗临去时，生性“喜散不喜聚”的黛玉，居然向宝钗发出邀请，“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而当蘅芜苑的婆子送来燕窝和洁粉梅片雪花洋糖时，黛玉道：“回去说‘费心’。”命她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闷儿。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了。”黛玉听说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

　　在这里，黛玉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与第七回中，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送宫花来时的情景，大相径庭。这还是那个“孤高自许、目下无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便是当着贾母和王夫人的面，与宝玉一言不合也即转身就走的林黛玉吗？如果说这只是因为被宝钗抓住了读禁书的把柄、受了小恩小惠的笼络，却未免把曹雪芹倾注了如此多心血所塑造的林妹妹看低了。在与宝钗犹如“儿女小窗中喁喁也”的互吐真情时，黛玉说，“我长了今年15岁”，但细观通篇，那种对世事人情的洞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了悟，哪里像一个不过一年前还会因为一点琐碎小事而与宝玉拌嘴争锋的小女孩？

　　更重要的是，这个晚上，事实上也是《红楼梦》中，宝黛之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宝玉夜探潇湘馆，实在是整部书中难得风光旖旎的一出场景。没有口角，没有猜疑，只有发自内心的体贴与关切，仿佛最不经意的对话，最不经意的动作，甚至透着几分“呆气”，却是缠绵无限，令窗外的凄风苦雨一时都变得温暖起来。然而，就在这让人可以对未来的闺房之乐浮想联翩的热闹文字中，却暗藏悲音。宝玉向黛玉展示自己新得的斗笠，说也要送她一顶。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得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在这一段后，庚辰本上的脂批写道：“妙极之文。使黛玉自己直说出夫妻来，却又云‘画的’‘扮的’，本是闲谈，却是暗隐不吉之兆。所谓‘画儿中爱宠’是也，谁曰不然？”果然，此回以后，串起前四十五回的宝黛爱情故事主线仿佛一下子被曹雪芹搁在了一边，《红楼梦》由情节剧一变而为情景剧。鸳鸯拒婚，香菱学诗，晴雯补裘，探春主政，尤二姐和尤三姐的香消玉殒，大观园里的风波迭起……在这一个一个小故事的起承转合之间，宝玉和黛玉只是旁观者，再不见了此前十数回中层层迭进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令人焉得不叫绝称奇”的大段感情描写。

　　如果说宝玉的形象尚在其后在其他人的故事中有所发展丰满的话，黛玉的形象却自此固定。即使是在紫鹃试宝玉那一段对手戏中，主角也是紫鹃和宝玉，不是黛玉。而另外两处大段描写宝黛相处情形的第六十四回和第六十七回，各抄本均是缺文，几乎已经被公认为后人拟作——即使不考虑拟作的因素，从文本上考察，“悲题五美吟”的场景中，宝玉和黛玉的絮语，关于闺阁字迹不外传和作诗首推命意新奇的讨论，都未能超出第四十五回和第四十八回的窠臼，更像是把之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回。而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一向超然的黛玉居然对身外之物执著起来，就更不像了。

　　对于这种明显变化，曾有号太平闲人的《红楼梦》评论家认为，这是因为宝黛二人年纪渐长，自己已知道约束。但张爱玲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对抄本不同年代版本上的原文和批注进行考证后指出，“这七回(第二十九至三十五回)是(宝黛)二人情感上的高潮，此后几乎只是原地踏步，等待悲剧发生”。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后部的宝黛场面写得较早，而第二十九回至三十五回是(曹雪芹)生前最后改写的……是作者逝世前不久才定稿”。

　　自《红楼梦》问世，评论者众多，有一种说法是，几乎每一个在近现代史上留下名儿来的人，都曾经就这部奇书发表过见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在这许多评论中，对理解《红楼梦》本身的故事最有帮助的，并非那些出自历史学家之手的详尽考据，而出自那些自己也写过小说的作家或是对中外文学作品有所研究的文学评论家，比如王国维、张爱玲、林语堂、余英时、宋淇、李长之等人。

　　考据派红学家最大的荒唐在于，总是要煞费苦心地将作者和血和泪打磨出来的一块纯净无瑕的美玉，还原成为其一切未分明的粗糙生活原型，明明是与月下把火、苔上铺席类似的煞风景之举，还以为只有自己得了其中的三昧。而文学评论的好处，则在于承认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一旦完成，便拥有自己独特的美的存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解构那些美，而是欣赏它们。在上述这些从文本出发解读红楼的人中，因与曹雪芹相近的身世和文字天分，张爱玲的见识，又更胜出三分。

　　晚年的张爱玲，花了10年的工夫在《红楼梦》的考据上，乃成《红楼梦魇》一书。她的最重要的，也是迥异于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一个观点便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红楼梦》，乃是一部曹雪芹终其一生不断改写，不断调整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走向的作品，“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这种改写，几乎贯穿了曹雪芹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本人在可能长达20多年的写作时间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在一遍一遍的改写中体现于作品之中。

　　张爱玲认为，宝黛的故事是“此书中最晚熟的部分”，在曹雪芹最初的构想中，宝玉的感情还交代在以他身边女子为原型的袭人和史湘云身上，但“等到宝黛的故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爱情不论时代，都有一种排他性”，宝黛的爱情悲剧，反而成了《红楼梦》的主旋律。

　　带着这种认识再回头去看第四十五回，便恍然大悟。即使并非完成于曹雪芹“泪尽而逝”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年)除夕之前，这一回，也当是作者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之一。黛玉在这一回中远远超出自身年龄的深沉与了悟，正是历劫之后曹雪芹对于人生悲剧的重新认识与写照。曹雪芹去世140多年后，在《红楼梦评论》里，王国维点明了这种悲剧的本质：“……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黛玉的两种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分为两种，也即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在日常的杂然共在中，那些沉溺于物质性的常人的存在，是人的异化的非本真状态。而能够摆脱生活的异化，充分展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人，则是以本真的状态生活在天地之间。

　　在《红楼梦》中，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林黛玉无疑是最本真的一个存在。她的敏锐，率性，灵秀，真诚，令这个人物尽管有着种种性格上的瑕疵，却依然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与曹雪芹同时期的脂砚斋在批注中对黛玉赞道：“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舌，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人们对于一生都在努力做人的宝钗的评价，或褒或贬，众口不一。但对于把生命活成了一首诗的黛玉，除了赵之谦等少数人之外，却几乎全是同情、怜惜与赞叹。

　　但是，当我们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时，却会发现，在林黛玉这个总体上如诗般存在的艺术人物的身上，也有着本真和非本真的两种存在状态。

　　林黛玉是谁？在比较公认的观点里，黛玉是有原型的，正如其他几个曹雪芹笔下描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凤姐和袭人，她是曹雪芹“半世亲睹亲闻”、当年曾经耳鬓厮磨过的几个女子之一。有人甚至考证出她的姓名，是李香玉或竺红玉。

　　然而，正如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所指出的，大观园或在人间确有原型，甚至可能与曹家旧宅有许多细节上的相近，但归根究底，它却是曹雪芹所创造出的、与外面的代表肮脏和堕落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绝的理想中的净土。而乌托邦式的大观园中这个至清至洁至情至性的林妹妹，本质上，也是曹雪芹用来寄托自己理想的虚拟的艺术人物。

　　这种虚拟的第一层是杂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说：“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生)崔(莺莺)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黛玉。”但是，比这种杂糅更能体现出曹雪芹高度的文学自觉的，却是更深一层的，在不断的改写过程中，对黛玉身上非本真存在状态的逐渐剥离。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在这段著名的描写宝黛初见的场景中，刚刚还不惜用几百字详细描述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衣着外貌、在整部书中都表现出对服饰器物的一种细节迷恋的曹雪芹，却对黛玉衣饰绝口不提。

　　甲戌本在这里批道：“不写衣裙妆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是何等品貌。”这固然是一种观点，但在张爱玲看来，在整个前八十回中，除了以斗篷串起整回书的“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中，逐一交代大观园中各人包括黛玉的外衣之外，“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这种“如影纱事”的虚化写法，正是为了赋予“世外仙株寂寞林”一种没有时间性的缥缈感觉，“深得浪漫主义文艺的窍诀”。是以到了第八十九回中，高鹗让黛玉穿上了“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支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就不只是粗俗，而且刺目了。

　　这种虚写，无疑是成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画出一幅自己心目中的美人图。但曹雪芹一开始就是这么写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而证据，藏在对黛玉“多愁多病身”的叙述中。

　　“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这是林黛玉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也是她留给大多数《红楼梦》读者的印象。然而，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这却很可能并非曹雪芹真正想要塑造的林黛玉的形象。

　　黛玉多病，是个一口气就吹跑了的“草木人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更多的是作为道家缥缈空灵与儒家厚重敦实——代表是宝钗的“金玉之质”——对立呈现的具体形象符号而出现的。在《读了红楼梦》里，胡兰成写道：“受难的如林黛玉，她的悲哀是明净的，病态也不过病态到缠绵悱恻，不是歇斯底里。”尽管从黛玉一出场，曹雪芹就在不断地写黛玉的弱和病，但笔下始终十分含蓄。细读前八十回，宝玉吐过血，袭人吐过血，龄官也吐过血，独独黛玉没有吐过血。事实上，在“葬花”一回，林黛玉出场时的形象，“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里拿着花帚”，简直是健康明媚的。只有在后四十回中，才出现了“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一口血直吐出来”的实写之笔。

　　有趣的是，在庚辰本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回前总批中，有这样一句话：“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方，是白描颦儿添病也。”然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里，却并没有那么多关于林黛玉病情和服药的叙述。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曹雪芹也试图像处理黛玉的容貌衣饰一样，逐渐弱化她的病态的现实存在，而不断强化她的诗性的本真一面？

　　几个林妹妹？

　　如果说，在容貌和衣饰这些描摹人物形象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曹雪芹对黛玉尽量采用了虚化的艺术手法的话，那么，在影响人物心路历程的身世遭遇的描写上，他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分身。

　　《红楼梦》中，“晴为黛影，袭为钗副”，说的是宝玉房中两个最亲近的丫鬟，晴雯身上有黛玉的影子，而袭人则俨然又是一个宝钗，这几乎已成公论。但是，在《红楼梦》中，黛玉是否仅有晴雯这一个化身？

　　倘若以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红楼梦》，林黛玉这个角色，其实充满破绽。古代食盐专卖，有清一代，盐政官几乎是天下第一肥缺。在曹雪芹去世几年后爆出的两淮盐引案，两淮盐政高恒借口筹办乾隆南巡，私自规定每张盐引——盐商贩盐的许可证——加税3两，20多年就多收了1000多万两白银。作为小说中今上钦点的巡盐御史林如海的独生女儿，林黛玉何以竟然会在父母双亡后沦落到贫无立锥之地，一饮一食一丝一缕都只能仰仗贾府供给的地步？难道真的像第五十七回中贾母所说的那样，“林家的人都死绝了”？而在她进贾府一回的叙述中，借贾母之眼点出，黛玉北上，长途跋涉，却只带了一个极老的奶娘王嬷嬷，一个一团孩气的小丫头雪雁，“皆不遂心省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段下，曹雪芹仿如漫不经心地写道，“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鬟外，另有五六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鬟”——相形之下，黛玉这个千金小姐，不是太寒酸潦草了吗？正因如此，有人指出，吃穿用度俱自不凡，“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的妙玉，也是黛玉的化身之一，而她投入贾府的原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可能便隐藏着一段“一把辛酸泪”的伤心往事。

　　惯于“伏线千里，横云断岭”的曹雪芹，不只在别人的身上交代黛玉的故事，更擅长用两个看来与黛玉不相关的人物之间的互动，点出别人对黛玉的观感和反应。最明显的、被人提及最多的例子，当属抄检大观园之前，王夫人与晴雯的一段。见到“眉眼间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晴雯，当着小一辈的凤姐和一群仆妇丫鬟，向来表现得持重端庄的王夫人居然失态了：

　　“好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

　　对黛玉的积怨，可见一斑。

　　那么，这是不是王夫人第一次表示对黛玉的不满呢？当我们返回去将王夫人出场的情形逐一细看时，却原来早在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一回书中，宝玉来到王夫人房中，见王夫人睡着了，便对坐在旁边捶腿的金钏儿习惯性地动手动脚。接下来：“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

　　要明白这一责罚的严重性，必须先了解，在满族礼节中，打嘴巴和骂作“娼妇”，都是最高级别的侮辱，所以金钏儿后来会含羞自尽。但是，如果王夫人没睡着，听见宝玉和金钏儿的对话，她应该很明白，整个过程，是宝玉在采取主动，而金钏儿一直在抗拒。对一个几乎时时刻刻在自己身边服侍、明知与宝玉之间不会有事的丫鬟如此大动肝火，是为了什么？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贾府打醮，张道士给宝玉提亲，宝玉和黛玉因此拌嘴吵架，宝玉向黛玉赔不是被凤姐看到，公之于众，宝玉当众嘲笑宝钗“体丰怯热”，令宝钗在整部书中难得地发了一次火，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又被王熙凤看破点穿。所有这些事发生之时，曹雪芹都没有忘了交代，王夫人也在场。

　　事实上，看穿王夫人的迁怒，也许并不只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十一回中，晴雯撕扇一幕，宝玉说，“……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他在说谁呢？

　　而在第五十七回中，宝钗与邢岫烟在去探望黛玉的路上相遇，天还很冷，岫烟却全都换了夹衣，宝钗问起时，岫烟答道：

　　“……他(指迎春)那些妈妈丫头，哪一个是省事的，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

　　将此段与前面第四十五回中黛玉打赏婆子的一段对看，简直可以令人不由得会心一笑，而又油然而生一种悲凉之意。

　　这些几乎无处不在的伏笔和暗写，无疑是让《红楼梦》每次读都会给人以不同感受、让人有新的惊喜的重要原因。但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好玩的笔墨游戏吗？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如果从林黛玉是《红楼梦》主要人物中曹雪芹最后才确定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一人的角度考察，答案，或许会与以往的解释完全不同。

　　《红楼梦》是一出悲剧，几百年来，已成定评。但这悲剧，不应只是看做宝玉和黛玉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爱情悲剧，或是曹雪芹有切身之痛的大家族“自杀自灭、一败涂地”的世情悲剧。即便没有金玉之说、黛玉并非多病之身，也无所谓续书中被人诟病的贾母、王夫人和王熙凤的移花接木之计，让宝玉和黛玉这两个理想人物结合，然后在贾府势尽、大观园覆灭后被俗世沾染玷污，难道就不是悲剧了吗？在《谈艺录》中，钱锺书便指出：“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而在林语堂看来，后四十回中宝玉中举、贾家“沐皇恩、延世泽”，即使并非曹雪芹残稿而出自高鹗之手，也未尝不是对悲剧的另一种深沉的理解和表现形式——“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

　　然而，令曹雪芹高出高鹗，《红楼梦》高出其他古典小说，林黛玉高出其他女性形象的地方在于，一种从简单的悲剧中超拔出来的能力。它让黛玉的悲剧从一人一身一事中摆脱出来，将她推到“无立足境”之处，而成为大观园和曹雪芹理想中女儿之美好与纯净的总和。

　　李长之论及曹雪芹和高鹗，曾打过一个比方：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实在是再精辟不过的论述。虽然同样长于描摹人生百态，写的都是人性的悲剧，但托尔斯泰看到的，常是美的好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残忍地画出人世的种种肮脏和邪恶。如果说，在刚开始写作《红楼梦》——更确切地说，是《红楼梦》的前身、由一个一个后来被纳入《红楼梦》的小故事所组成的《风月宝鉴》——的时候，曹雪芹还带着想要为贾府的衰落找出造衅开端和不肖子弟的想法，绘声绘色地白描出一桩又一桩的恶人恶事的话，随着际遇变化，年龄增长，他开始领悟到，人生真正的悲苦，在于其自身无解的难题——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理想必定破灭，纯净与美好总要遭到玷污。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象征生命纯净美好的花无可奈何终将落去的必然，而不在于花落谁家、为何而落，以及如何落下去的种种细节。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识分定”的领悟，才会有了《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众花皆卸，花神退位”的饯花之日，作为大观园中女儿代表的林黛玉所做的《葬花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这并不是黛玉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如庚辰本脂批所指出的那样，“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然而，令宝玉悲不可抑，恸倒在山坡之上的悲剧顶点之后，却是黛玉爱情和诗性如火山一般的集中迸发——在生命后期贫病交加、妻死子夭的境况下，曹雪芹却加意铺陈打造了一个在早本中并不存在的空中花园——大观园，以及发生在大观园中的风光霁月的宝黛之恋。明知必将陨落而怒放，明知世事污浊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悲剧因此而具备了更大的震撼力量。

　　张爱玲说，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曹雪芹“泪尽而逝”，金陵十二钗的结局，只能留给后人猜想。黛玉最终命运如何？如果着落在实处，则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可能——无论是高鹗续书中广为接受的焚稿断痴情，还是周汝昌设想的投水自尽，甚至是有人考证出的，嫁给北静王水溶，当了真正的“潇湘妃子”……现实中的悲剧，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

　　但是，作为一个与大观园彼此依附、共生共存的理想人物，一旦大观园的理想世界被摧毁，黛玉的命运也就昭然若揭了。事实上，曹雪芹是如此的深爱着自己所塑造出的黛玉这个角色，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像对待宝钗和袭人那样，将她推向外面那个肮脏的世界。“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在一切无可寻觅之前死去，应该是曹雪芹为黛玉这个完美主义者所安排的最好的收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