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公司的力量》是中国第一部深刻探讨公司制度的电视纪录片。早在创作《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的时候，任学安和他的团队就萌发了创作《公司的力量》的想法。任学安介绍说，在创作这两部片子的时候，在探索全球经济现代化和中国百年强国之路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思想的力量、有民间的智慧、有政治家的远见，但是最终把这一切转化成效率、转化成财富的，就是公司组织。在没有公司史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整个团队历经了两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制成这部10集的500分钟的纪录片。
【社会角色】
公司在历史的进程中角色重要
新京报：你拍摄的《大国崛起》《复兴之路》都是大家很喜爱的纪录片，这次怎么想到要拍摄《公司的力量》？
任学安：从《大国崛起》开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在历史进程中，公司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05年我们提出要做《公司的力量》，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做。我们对这个题目的关注长达几年，并越来越坚定了这个想法，这是第一个渊源。第二个就是对现实的观察。2008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大家觉得对公司的约束应该要加强，公司甚至成为万恶之源，加上我们看到2008年国内公司面临的困难。当时的困难是什么呢？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开始倒闭。
新京报：在“公司”身上，好像大家投入了不同的情绪？
任学安：对，公司那一刻让人很揪心，好几种情绪都集中在公司的身上。第一种说公司是罪魁祸首，导致了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忧心，那么多的公司倒闭了，这会影响到什么？第三种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公司，公司是不是安全的？到了2008年底2009年初，我们越发觉得，应该认识公司，了解它，我们要探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公司的状态、公司的改革、公司内外部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历史见证】
国企改革改变中国公司发展史
新京报：公司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既熟悉又陌生，你在选择素材，展现这一题材的时候，是如何取舍的？
任学安：这部片子的基本定位是，不过多涉及公司内部事务，而是探讨公司作为一个商业性组织，作为一个创新性组织，它在社会中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公司成长需要的环境是什么，社会应该如何管理公司，这是我们要考察的。我们会关注在公司起源和发展历程中一些标志性的公司，比如，谈公司你不谈到福特肯定不行，流水线、T型车是它创造出来的；你不谈洛克菲勒好像也不行，石油行业的托拉斯是他带来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有创建的公司，它可能不是在某一方面独大，但是它有创建性。
新京报：中国的公司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
任学安：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中国公司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件事情，几十万家国企开始改制，直到今天这场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几十万人、几千万人的命运因为这个而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也因为国企的改组改制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有蓬勃的发展，原因是什么？源于国企的松绑，源于国企改革早期的实验。如果没有体制的松绑，人才从哪里来？可以说是国企改革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说国企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笔。依据这样一个路线，我们能够看到民航的改制改革，工商银行的上市，也能够看到百年的招商局怎么样通过改革焕发出活力，能够看到中海油这个全新组建的国有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开始活跃。你能够看到这一系列优秀的公司，他们怎么样进行了自身发展一个质的变化，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们由计划下的生产单位变成了市场下的独立经济主体。通过这些变化你看到的是什么？公司的力量。
【现实意义】
唤醒个体意识，创业实现梦想
新京报：你在拍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改变了你之前的观念？
任学安：这种地方当然很多。比如在特许公司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有军队的，他们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政府。他们可以为了商业利益发动战争，占领印度。包括中英鸦片战争背后也是公司利益推动的，那是个野蛮时代。到了大工业时期，你会发现在美国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1914年的纽约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却出现了像纽约三角衬衫厂那样一个惨剧，一把大火，一百多个工人死亡。对待工人的那种冷血的心态，只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带来的社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已经看到，凡是标榜利益最大化、不顾员工死活的公司，最终是会被抛弃的。
新京报：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力量》的现实意义也非常大。
任学安：这是我们在取材的时候就能看到的。最近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们看到温总理在深圳的讲话，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深圳特区30周年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个体的创造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认为，我们全社会都已共同感受到了这一点。一个民族要想往前走，一个民族要想变得特别有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力不容忽视。如果能够充分地利用好、培育好一个民族的智力资源的话，这个国家就非常了不起。我们在取材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草根出身的人，他们凑一点钱办一个公司，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如果我们的民众，如果我们的个体生命，能够通过创业的方式实现梦想，而不是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施舍给一个安逸的工作，如果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创业这种方式来实现就业，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会小很多；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能更多地找到创业的平台，他们的人生因此将会被改变，他们将会找到一个更精彩的人生途径，这是我们在《公司的力量》中想表达的，想张扬的一种感受。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玮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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