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然：《海上传奇》是部关于上海的命题作文

　　《海上传奇》是一部关于上海的纪录片，从杨小佛，张原孙， 杜美如， 李家同，潘迪华，乃至韩寒，十八位上海人的话语，字字句句只绕着他们自己，却拼出了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导演贾樟柯(在线看影视作品)说，这是拍得很硬的一部纪录片，放弃实验，毫不讨巧，卷帙浩繁中找到的点滴心得，愉己的分量远过于愉人。

　　“我关心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

　　《海上传奇》始于关于上海的命题作文，此时上映，也不免对眼下世博的应景之意，当初贾樟柯导演答应得很爽快，因为条件不过是关于上海，恰这也早在他的打算之内。

　　成形的剧本里就有一个德国女革命家的故事，背景就是1927年的上海，甚至演员也已挑好，朱莉叶-比诺什几番表示对参与这样一部东方电影充满期待；又想了这样的主意，一个内陆人沿江闯荡上海，淡淡地带着自己童年往事的烙印，游走在纪实和虚构之间，继续贾樟柯式的叙事与抒情难度也不高。

　　于是贾樟柯也并不着急动手，反而独自是背着摄影机来到上海，日日步行或者乘坐着公共交通，呆足了一整个月，为了能重新感受这座城市，“原想着如何再用电影同步观察这里的点滴变革，但却不可控地越来越对历史产生兴趣了，因我发现，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形成它的原因，我自问，有没有能力去谈及这里的历史。”导演对本刊记者说。

　　白天游走，晚上读书，可这里的历史怎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19世纪被“殖民”，20世纪始“革命”，1949年“解放”，1966年“文革”，1978年“改革”，1990年“浦东开放”，四大家族，三大帮派，民营经济，国营企业，一部电影的容量，相对于整个上海滩的沧桑，实在是不成比例。

　　况且贾樟柯是地道的北方人，对于上海的经验开始于爸爸去上海买乐器时在外滩边上拍下的一张照片，气派的洋楼下，爸爸的布鞋上有个窟窿，拍了照片自然要拿给人家看，但穿成这样去上海，给大家取笑了很久；还有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妈妈，每年要去上海采购，归来时候，左邻右舍的阿姨都来家里领包裹，雪花膏，高跟鞋，像是另外的一个年度妇女节，“就这么不经意就完成了贴标签的过程，带着一种妖魔化的想象，我想对于大多数的内陆人，关于上海多少都有这样的感受。”

　　至于后来那些属于自己的关于上海的储备，就更不成体系，少年时的香港录像里的马永贞，青年时茶余饭后的张爱玲，再后来，出于对往事前尘的笼统兴趣，从七零八落的史学专著，到安德烈-马尔罗之类的“臆想派历史”，正史，野史，掌故，倒也是拼出了一个“传奇”印象，贾樟柯说自己是一个注重日常的人，对“传奇”这样的词汇，并无好感，唯面对上海的命题，总觉得只有这个词，最妥贴不过。

　　安身在上海，真正考察上海，传奇之感才落在地上，扎实起来，尤其探访了一些当事人，“见到的无论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孩子，常有让我想为这个人拍一部纪录片的冲动，那些讲述太迷人了，我想把它们留下来，因为我发现真正关心的，是在那些诸如‘解放’，‘文革’等等复杂而抽象的书本词汇背后，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只有纪录片是最合适的手段。”

　　用群像超越曾经的隔阂

　　散淡几笔的预期，转眼就成了鸿篇的征途，一丝不苟地按照人群去划分起采访对象，军人，资本家，工人，艺术家，再分头去寻找线索，几经筛选，明确下采访名单也还有一百多人，并附加了这样颇有野心的原则，只采访当事人和当事人的直系亲属，以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讲述为主，专家也不算数，拒绝任何第二手的资料，有些采访对象的年纪太大，或者他们的儿女也说解释不清楚繁复的过往，但哪怕只是说说家庭的故事也好，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得到比较高质量的采访结果大概有八十多个。

　　“硬碰硬，访谈并不是我的擅长，又跟《二十四城记》里采访工人是不一样的，情感无法解决一切，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家族里面很多都是历史人物，如果他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我没有反映，或者一知半解而张冠李戴，很容易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不仅谈话变得无味，采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就下一定的硬功夫，先要研究这个人，尽量全面地去了解背景知识，近乎恶补地做足功课。”

　　但和这些“功课”所形成的参差对比，倒恰成了《海上传奇》里迭迭宕荡的戏剧性。比如关于张心漪女士（曾国藩的外孙女，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的女儿）的采访，当人人的预期都是她如何把那如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样复杂纷繁的大家族追忆一番时，导演保留在影片里的那段谈话，却不过是她随口就说起的和先生的相识相恋，夹杂着另外一段她眼里的大家族新式婚姻的悲剧，一度热情似火，又一度的冷若冰霜的表阿哥的故事。

　　“吸引我的只是那段讲述的语言，那是很难想象和复制出来的教养、气质，非常时髦、优雅的谈吐，只能说是大家闺秀，但保持对生活的不回避，有单纯的浪漫，也有那种一针见血的洞察，听着就能感觉像是在读张爱玲的小说。连我的英国翻译，翻译完了那样一段话之后也和我说，这位女士的用词，只能全用《简爱》的语言，所以我就留下这样一大段话，看似不相关，但光看她讲话的风采已经完全让你回到了历史，体会到某个侧面的旧上海。”

　　于是贾樟柯越发坚定要保持一个聆听的状态，向每一个被访问者建议把成长作为起点，再就任他们头讲到尾，尽量不去打扰那些的回忆，“我不想在我的纪录片里过多充当编剧的角色，比如李叔同回忆的乱世里，他的爸爸日日观察汤恩伯将军家门口的小兵是否正常在岗，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是不是要依时局把他留在家里，还有王童导演回忆，离开上海时，是和兄妹们一起被绳子像是捆一串粽子那样捆上船，这类细节的精彩，存留在情感中的分量，恐怕任何编剧都望尘莫及。”

　　也是因为抱着一份不打扰的心情，“上海传奇”不经意地就成了“海上传奇”。依照着那张采访名单，贾樟柯又追随着当年上海人离散的轨迹，辗转台湾和香港，本意追寻上海血脉，却又设身处地重解了一遍近现代中国格局的形成和演变，“就有这样一些头痛的问题，比如在台湾，人家不清楚你的尺度，因此常常就会很纠结，说到1949年的上海，措辞就十分费力，一会儿说沦陷，一会儿说解放，下意识地努力变频道。”

　　好在早就想好如何摆脱历史细节的纠缠，每个人的记忆，只截最有力的一段，用标本般的段落重书写成电影。沧桑老人的回忆，也只取17岁的一瞬，尚懵懂的少年眼见着父亲被残酷暗杀（杨杏佛之子杨小佛）；至今日日出门喝咖啡、泡舞场的老绅士，淡淡说着当年千金如何散尽于转眼（张逸云之孙张原孙），贾樟柯毫不否认，相对于文字的详尽，截取必有损失，但他更看重碎片拼接中产生的意义。

　　“恰碎片的拼贴其实成就了一种群像化的存在，这才是我在这个电影中的最深刻获得，说简单点是过去不能在一起说话的人，现在大家可以坐在一个客厅里说话，那么首先就是把他们都请到，其次才是谁说的多一些，文化的容忍度能有多大，这就像是重新能打开了一个局面，我在意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开始存在建立在对个人情感普遍尊重之上的智慧，开始能超越过去的隔阂，能够重新去面对一些历史。

　　贾樟柯说自己试着用更加接近美学的方法来处理历史，因而讲述者独特的细节和感情，相比比笼统的详尽和轻重更让他珍视，甚至于整个群像的背景也作了风格化的处理，《海上传奇》里的上海景致全部依水而来，苏州河，长江，入海口，悠然荡漾在水上的镜头里，似有若无地盛着些惆怅。

　　“我愿意在水上看这个城市，因为我觉得它的命运始终和船密不可分，宁波人，广东人，英国人……人们坐着船来了又去，漫长的访问，我一度为这里曾经的年轻很震惊，这里永恒提供给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机会，不愧是冒险家的乐园，又会不断为它伤感，这里堆积着太多残酷血腥常又让人不忍注目，于是我唯一能用镜头概括的上海就是码头，来来去去的有豪华巨轮，也有拉沙清淤的船只，我感觉这是更加接近一个上海人的目光，至少是对我而言更真实的上海。”

　　李东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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