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戏剧“觉醒”之后的烦恼(图)

　　上海青年戏剧之生存土壤调查

　　最近的上海话剧舞台，几乎都是年轻人折腾的天下。上海现代戏剧谷联合北京、香港两地一起举办的“京港沪三城青年戏剧导演作品世博展演季”刚刚结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的“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2010”这几天又在D6空间热热闹闹开演。而在不久前，同样旨在为戏剧创作新生力量提供独立演出平台的“首届新青年戏剧营活动”也在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

　　一直放任甚至漠视年轻戏剧创作力量和生长的上海，最近似乎终于开始“觉醒了”。但是，“烦恼”却同时应运而生。虽然“京港沪三城青年导演作品展演季”的举办获得普遍赞赏，但相比京港两地，上海的三台作品在艺术质量的参差不齐上受到诟病，而对于该选出什么样的“青年导演”参展，更受到普遍质疑。以至于戏剧谷打算推选作品参与9月在北京举行的青年戏剧节时，都感到没有合适的作品。而已经举办到第二年的“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在受资金捉襟见肘困扰的同时，也已经开始为找不到足够多的导演和剧目犯愁。

▲　香港参演剧目《爱丽丝》剧照。青年戏剧能抵制戏剧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病。

《莎乐美之吻》剧照

排练现场

　　“先行青年创意戏剧节”的困惑

　　有热情却没钱做戏

　　“先行”算得上是如今上海最有规模的民间戏剧节之一。因为有上海话剧艺术的牵头并提供剧场，这个公益活动得以有声有色地搞了两年。但即使只是2年，也已经有些举步维艰。

　　从去年11个民间剧团的12个剧目，到今年8个剧目临时还停演了一个。项目负责人梁新宇深感做这个活动的艰难：“就这两年，上海的民间剧团数量锐减，去年的时候还有大概二三十个，今年估计已经不到10个了。大家因为平时没有什么演出机会和氛围，说散也就散了，毕竟是小规模的民间团体嘛。今年世博会，又有很多人忙着去世博园户外演出。所以要找非商业性创作和演出的民间剧团剧目还真不容易。现在的这些，也都是一个一个联系来的。”

　　在话剧艺术中心从事票务营销工作的梁新宇也热爱戏剧。他和同事刘雷各创作了一台剧目，参与了今年的“先行”。但所有的创作经费都是自己掏腰包的，“我的戏花了两三千，刘雷的大概花了五千，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因为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创作资助，也没有票房收入，参加“先行”的每一个剧团几乎都是导演自己贴钱创作。而前提是演员们也都不领取任何报酬，服装道具能借则借。“大家都是因为喜欢才去做这个，所以也就愿意花点钱，平时，我们这样非主流或者非科班的导演，是没有资格导戏的，更没有机会在话剧中心舞台演出。所以这样的机会也很珍贵。”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想主义。在上戏余秋雨工作室读博士后的邓菡彬本想带来一出《交叉跑动之主角在楼上》，演员都是中戏、上戏毕业的。但最后，因为没有任何报酬，有演员最后还是选择接受了一个电视剧的邀约，演出也不得不中途“流产”。

　　虽然对每个剧目没有创作资助，但对于话剧艺术中心而言，拿出2万元做了这样一个公益的演出项目，梁新宇依然觉得颇有压力：“在我们剧场这么热门的情况下，不做商业做公益，免费提供剧场和器材设备，支持非我们中心年轻戏剧人的创作，还是挺难得的，所以也还是会有人不理解。”

　　但在梁新宇看来，如果不把这样的项目坚持下去，上海会越来越缺少支持年轻人创作的平台和土壤：“对于热爱戏剧的人来说，只要有演出机会，就会有动力。哪怕只是一个社区演出， 一群人还是会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剧团也就会维持下去。但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人气散得很快，剧团也就解散得很快。”

　　“京港沪三城青年导演作品展演季”的困惑

　　有钱也找不到好作品

　　相比一个项目总共只有2万元的投入，现代戏剧谷的“京港沪三地青年导演作品展演季”可以算得上是“财大气粗”了。不仅有不少的资金用于组织活动，每个展演剧目也有5万元的创作资助。这对于一个民间剧团来说，实在是笔大数字。

　　因为有着或多或少的官方背景，这个展演季的合作者是香港艺术发展局和孟京辉牵头的北京青年戏剧节。也因此，这个三城的戏剧交流活动其实有着很高的层面和眼界。作为香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官方艺术推广机构，香港艺术发展局推荐了三部他们认为颇具代表性的民间作品参展，而孟京辉也推荐了三部这几年在北京青戏节中涌现的青年导演和他们的代表作品。

　　相形之下，上海的三部作品就显得有些“随便”，这种“随便”，不仅仅是因为三部作品没有统一的标准，官方和民间混杂，主流和边缘落差。同时也因为它更像是在没有数量基础上的“抓阄”。据称，由于时间较为匆忙，此次展演季的上海剧目多是在戏剧谷的合作方推荐中挑选，由于没有公开选拔，也就没有了“大浪淘沙”的条件。很多民间戏剧人也没有机会进入这个让他们“艳羡”的资助和展演平台。

　　但事实上，在很多上海戏剧业内人士看来，即使戏剧谷能够公开选拔招募，上海可供挑选的导演剧目余地，也很是让人悲观。因为比起香港和北京多年来的导演和剧目积累，上海在“青年导演作品”方面，真正称得上是乏善可陈。在展演季上，北京和香港的剧目多是具有艺术实验精神的独立作品。但在上海，如果把国家院团制作和商业定制戏剧排除在外，要找到和京港旗鼓相当的原创探索性作品，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而这样的困境，很快就被事实验证。就在上海戏剧谷准备推荐剧目“北上”参加青年戏剧节的时候，他们也发现了上海并没有合适并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品。为此，一项公开招募选拔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据了解，戏剧谷计划在9月之前向所有民间剧团公开征集剧目，并予以资助，参与青年戏剧节。

　　与此同时，戏剧谷也在努力完善他们的上海青年戏剧人才的扶持计划。早报记者了解到，戏剧谷正计划和孟京辉等方面合作，今后有望京沪两地轮流举办“青年戏剧节”。从中涌现的青年导演将有机会接受创作资助，并被推荐去上戏大师班进修。而一项“青年戏剧人才养成计划”也将在今后常年持续展开，用以扶持本土优秀青年戏剧编剧、导演、制作人、演员等戏剧人才，同时培养新生代戏剧观众群。据称，这一计划的首个活动将是明年进行的“城市连线——青年戏剧导演作品接力展”。除京港沪之外，还将加入台北青年戏剧新生力量，四座城市之间将进行常年的青年戏剧交流。

　　青年戏剧现状三地调查

　　商业戏剧之后，艺术 理想的空间在哪里？

　　对于上海缺乏青年戏剧人才生存土壤的忧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也因此，像“京港沪三地青年导演作品展演季”这样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事实上，上海的年轻戏剧人并不缺少机会，日渐繁荣的话剧市场，让更多年轻人有了用商业戏剧养活自己的机会，但与此同时，真正还能坚持艺术理想的戏剧青年却更大层面地失去了生存空间。采访中，一位年轻导演表示：“上海戏剧不缺少平台，但缺少真正能够实现艺术理想的平台。上海戏剧也不缺少机会，但缺少能够提供给年轻人失败成长的机会。”

　　北京 青年戏剧节催生了青年导演的涌现

　　在青年戏剧的生存空间上，北京和香港相对于上海的优势显而易见。

　　在梁新宇看来，北京光是剧场这一项就有着让上海年轻人望尘莫及的优势。随着北京民间剧社和演出的日渐兴旺，北京的各个民间小剧场也日渐风生水起。诸如繁星戏剧村、9个剧场等大量小剧场都应运而生，这些小剧场都以合作的姿态向民间戏剧开放，也因此造就了如今北京至少有五六十个稳定的民间剧团的局面。据多年一直在制作民间小剧场话剧的北京戏剧人傅岩若介绍，现在，北京每晚上演的民间小剧场话剧一般都在一二十台左右，大部分都是北漂在北京的年轻人。虽然这样的数字和伦敦、巴黎每晚动辄两三百台的话剧演出相比大有距离，但比起上海的原创力量，显然要旺盛很多。

　　“除了剧场，北京的青年戏剧节每年会坚持给青年戏剧人提供资助，给他们提供演出交流的平台。因为形成了规模和传统，做戏也就有了氛围和奔头。”说起这些，梁新宇不乏羡慕之情。而傅岩若也表示，这些年，北京有了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青年导演，像邵泽辉、裴魁山、赵淼这样既有自己艺术追求也有很多观众认同的年轻导演，已经逐渐形成了队伍。而在上海，目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先后参与创办了“大学生戏剧节”与“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乾武认为，北京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戏剧扶持政策，但北京的青年戏剧从最初的自力更生演变到有计划的自律发展，其标志性转折正是在于北京大学生话剧节和青年戏剧节的创办。在他看来，青年戏剧的存在对于戏剧生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已看到戏剧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病，依赖大投入、大制作、大明星，一味求‘大’的商业模式，必然会导致恶性垄断式的循环。而青年戏剧恰是抵制这一病态潮流的良药。”

　　香港 日渐成熟的青年戏剧扶持政策

　　与北京松散型的扶持不同的是，香港如今已经有了完整的青年戏剧扶持政策和体系。也因此，这样一个很多人眼中的“弹丸之地”，其文化繁荣程度，却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在“京港沪青年导演展演季”的论坛上，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推广委员会主席古天农介绍说，197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艺术草创的年代。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了香港演艺发展局，并首次提出了“艺术资助”的概念。“青年戏剧在香港的生存是很难依靠票房的。在香港，扶持青年戏剧成长的主要有两只‘奶瓶’。第一只‘奶瓶’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第二只‘奶瓶’是香港康乐与文化事务署。当然也有第三只‘奶瓶’，就是自身的票房。”

　　在香港，青年戏剧资助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资助和评估体系。此次参加展演季的三个香港剧团都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一年团”和“两年团”，也因为有相对稳定的资助，这些剧团才得以创作出相对成熟的作品。而在上海，虽然戏剧谷现在也开始酝酿类似的资助方案，但相比政府有规模有系统的资助，一个机构的扶持计划，显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此外，在古天农看来，除了资助之外，戏剧教育也是为青年人创造发展机会的组成部分。为此，香港市政局曾举办了“戏剧汇演”，让业余剧团有机会获得较为充裕的演出条件；教育当局则举办“香港学校戏剧节”，在香港一千二百多所中小学内推广演出话剧。香港艺术发展局则常年为青年戏剧人的成长搭建平台，诸如新近的“文化实习计划”、“当代戏剧大师的身影”等活动。

　　上海 导演系学生艰难找出路

　　在上海，随着院团市场化的改革，国有院团给年轻导演提供机会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少。这几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甚至已经停止了招收导演。导演系毕业生哪怕想去参与这个上海唯一的话剧院团的招收考试，都没有可能。体制大门的彻底关闭，让很多依然怀着艺术理想的年轻导演只能选择在市场里摸爬滚打，艰难地寻找出路。

　　对于戏剧而言，票房生计和艺术理想，似乎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几乎没有任何政策、经费甚至演出场地支持的情况下，上海青年戏剧创作和成长的“一片荒芜”，也就不足为奇。

　　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上海的演出市场是三地中最好的，但这样的市场，也催生着急功近利的戏剧环境。而对于年轻导演而言，他们更希望在商业戏剧之外，有一方艺术探索的空间，希望能有人在他们起步和成长的道路上扶上一把，希望像“京港沪三地青年导演作品展演季”这样的活动，能关注到更边缘和更非主流的他们。

由甘源导演的《福尔摩斯》

　　访谈

　　赚了钱，再投到话剧里

　　话剧《福尔摩斯》导演甘源

　　话剧《福尔摩斯》就将上演，瘦削的甘源在台上台下忙着指挥。不认识他的人，很难想象这么年轻的他是这部戏的导演。这部话剧算得上是他毕业后做的最重要的一部大戏。

　　甘源是上戏导演系2005级的一员。在上戏的时候，这个班整体创作力量的强大就得到了老师们的刮目相看。最难得的是，这个班的学生们个个爱话剧、爱舞台，一心想搞艺术。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有些差距。毕业的时候，就业遭遇低潮，话剧中心的大门又向他们关闭。最后，甘源和谢迪、马达、王佳健、王萌、谭智泉、郝甜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干脆自己组了个工作室，并成立了一个“惜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同学中威信颇高的谢迪甚至拒掉了电视台的offer，带着一帮同学，在挣钱养活自己的同时，尽量找机会做戏。

　　毕业已经一年，甘源第一次有机会执导大戏，而同学们也都各忙各的。要实现毕业时的理想，依然前路漫漫。

　　早报记者：毕业时最希望有怎么样的工作状态?现状和理想有没有出入?

　　甘源：我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有一个团队，可以长期合作磨合，然后共同成长成熟。希望可以做自由工作者，有属于自己的剧团及剧场。

　　现在的状况和理想有差距，为生存所迫必须做一些和理想有距离的事情，比如导演小品、企业晚会之类的，闲时还要客串演员及音响设计、舞台监督，赚点小钱。而这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

　　早报记者：你和同学一起成立了惜戏文化发展公司，主要靠什么收入？

　　甘源：大多数人和我的生存状况一样，我们也在做话剧和演出，但受到很多限制，主要是资金来源、剧场资源、整体包装运营。大家出去拉小活，攒了钱再投入话剧制作。生存没有问题，但要谈到生活就还有距离，为了做戏经常要省吃俭用。

　　早报记者：排戏的机会多不多？来找你们的大多是什么样的作品？

　　甘源：排话剧的机会多但能成事的却甚少，多数是因为成本太低无法操作，或者是我们的艺术审美和投资方对于市场的预期有冲突。来找我们的作品多数希望用最少的资金呈现出最好的效果，有时投资方会过多考虑市场效应而忽略艺术质量。

　　其他同学的状况也差不多。一年看似有不少导演话剧的机会，但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也就两三次。

　　早报记者：目前，做自己想做的戏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甘源：经费和剧场。

　　早报记者：做了《福尔摩斯》之后，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甘源：希望可以把《福尔摩斯》系列剧打造成一个品牌。好机会不多，找到了就希望踏踏实实地把它做大做强。

　　 早报记者  潘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