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的观众,人在剧场里不代表心神与肉体同在,一边“看”戏一边以手机发短信、查阅微博,或看见舞台上哪个画面漂亮、哪个明星诱人,便举起手机想拍便拍的种种如家常便饭。
林奕华
香港知名舞台剧导演,作家。创作了超过四十部舞台剧。曾获香港艺术家年奖,著作有《等待香港》系列等。
“话剧已死!”,演员孙海英(在线看影视作品)老师在他主演的话剧《培尔·金特》的记招会上一语激起千重浪,因为“判辞”尚有下文,“冯小刚(在线看影视作品)装蒜!”,意指近年来一部部以“商业片”成功拿下过亿票房的电影导演,虽不杀“话剧”,“话剧”却为他而死—谁叫“娱乐化”的现象已像“瘟疫”蔓延全国,眼看文化福地变成旱地,能不教经年累月挺身支持艺术片的孙老师义愤填膺,不骂不痛快?
问题是,话剧与电影不只是截然不同的媒体,连观众也不见得重叠,孙老师的控诉才会引来连番问号:商业片的兴旺,真会“谋杀”了话剧?—这说法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早在电影被发明的初期,所有舞台表演的从业人士便对会否被淘汰大感忧虑。然而历史证明“现场感”作为吸引观众的元素,不管它是体现在哪种手段上,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吸引力。原因是,不管以多么先进的科技拍成的电影产品,它还是会被“魔高一丈”地盗版发行,但只要一日不把一出舞台演出拍成纪录片以光盘形式贩卖,大众就是要跟随市场厘定的价钱标准买票入场看想看的表演。
更有一种状况是,当电影的水平一般,甚至技穷至使人感慨“电影已死!”的地步—像港产片在2000年以后一度成了“烂片”的同义词—“话剧”竟又会在消费市场上发挥取代电影的惊人潜力。曾经在香港流行以下的说法:“明星大腕在‘烂片驱逐好片’的生态下没工开,便是‘话剧’最能藉着他们的加盟而大展拳脚的良机”。只是这个预言到底未曾实现,都怪香港的“话剧”市场不是靠一个黄金机会就能趁势起飞?抑或是,明星大腕如果看重报酬而忽略投资的重要性,“话剧”便难以成为他们与观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肥田?
毕竟,香港的话剧市场就算偶有明星参与缔造票房神话,也是个别例子。1999年演出上百场近乎一票难求的《剑雪浮生》,是香港影坛上世纪60年代青春偶像陈宝珠息影27年后的复出之作。另外一个佳话,则是半年内三轮公演,创下开卖日售出5000多张票的辉煌纪录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主演者张艾嘉(在线看影视作品)与郑元畅。上述两则成功个案,都是有银幕与屏幕“传奇”加持。但跟纽约百老汇与伦敦西区不同,尽管票房长虹,却碍于香港九成的剧院属政府场地,唯独演艺学院拥有1100个座位的歌剧院能做相对长期性演出,但又因为该场地的物以稀为贵,受欢迎如《剑雪浮生》或《生活与生存》,依旧不能扎根于此一演便是一年或数年以上。
既是偶然出现的一道彩虹,可见香港话剧市场的常态并非靠以大牌压阵的作品来支撑。相反,多数演出都是靠官方津贴和成功申请政府场地来完成,也就是说,它有别于“话剧”在内地的生存状态—不论规模大小,一般皆属商业行为—除了在转型商业运作之前的国家话剧机构,如北京人艺。
孙老师说的“商业吞噬艺术”,依我看是对当今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划时代考验—容或孙老师口中的“罪魁祸首”未必真是造成中国“话剧已死!”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泛娱乐化力量已不只是笼罩话剧市场却是社会整体。就算商业电影不危及“话剧”的生存,有着差不多通俗以至庸俗元素的电视文化,一样构成对“话剧”的威胁。网络及新兴媒体的杀伤力亦不可小觑—上述三者综合起来,正是新新人类一分钟不可缺的“精神食粮”,更是“生活必需品”。孙海英老师大抵是在舞台上发热发亮的多,故此甚少坐在观众席体会以下的众生相:今时今日的观众,人在剧场里不代表心神与肉体同在,一边“看”戏一边以手机发短信、查阅微博,或看见舞台上哪个画面漂亮、哪个明星诱人,便举起手机想拍便拍的种种如家常便饭。台上台下已不是观众与戏剧的交流,而是消费者在消费名叫“话剧”的商品。又像买票进入游乐场,抱着耍乐心态者,当然是以个人喜好来决定付出多少时间、心思和体力。哪怕当初把他们带进剧场的是名气还是题材,他们的观剧模式仍是绝对“崭新”:态度上抽离、感受上切割、情感上冷漠、思维上被动,导致传统话剧讲求线性的“起承转合”,已无法反映现代(城市)人复杂的生活层面。于是,彼此只能在最表面的语言沟通上互动,但讽刺的是,互动结果多是“沟通失效”。如果用孙老师的逻辑来归结这个困局,已死的不只是“话剧”,更是“话剧观众”。
冯小刚的电影能大收旺场,证明了观众在银幕前没有死去,因为他们能够在冯小刚的带动下感受自我的存在。反过来孙海英老师若是把对“话剧已死!”的悲愤转化成力量,以话剧探索当代人的自我为何有此转变,会不会在扭转票房绝境的同时,也在创作上更具积极意义?
尼采说“上帝已死”是宣告超人诞生,“话剧已死”何尝不也是为了迎接另一个时代来临而必须经过的蜕变?只要仍有再生的信念,哪里有历史名词,哪里就有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