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冬：我自己都觉得我太神奇了

郭晓冬

　　自2003年凭借电影《暖》从日本捧回金麒麟大奖后，郭晓冬便开始了看似光明却极为艰难的电影之路。直到电视剧《新结婚时代》(在线观看)播出，“凤凰男”何建国让郭晓冬一炮而红，也由此拓宽了他的表演之路。

　　郭晓冬与徐克、陈可辛、程小东、袁和平等知名导演合作了《深海寻人》《投名状》《江山美人》《苏乞儿》等多部作品。正在公映的由孙周执导的谍战电影《秋喜》中，郭晓冬饰演的“蹩脚”特工既有新意又争议不少。

　　郭晓冬出生在沂蒙山闭塞贫穷的小村庄，上高一时因贫困而辍学。他较早地经受了人生的历练，做过清洁工、建筑工、雕刻工、邮递员、服务员、跑龙套，当过主持、唱过火锅城、走过穴……这一系列的成长经历，苦涩却值得珍藏，十几年的磨砺让这个淳朴的农家子最终成为演艺界的精英，不夸张地说，郭晓冬创造了今天的“沂蒙山神话”。

　　演员应该像水，在不同的容器里呈现不同的形状

　　记者：怎么理解《秋喜》里你演的晏海清？他和《风声》中遭受酷刑也绝不违背潜伏者使命的特工不同，晏海清胆怯且徘徊，甚至想过放弃，有许多不职业的甚至是致命的弱点。

　　郭晓冬：导演最开始对这个人物的设定就是一个不会开枪、不会杀人的特工，在那个年代，大家更多凭借的是一种信仰和信念完成特工任务的，在拍摄过程中，我也曾跟导演探讨过，能不能在某些地方让我坚定一把。他说，不，因为是人就有内心的挣扎。我很欣赏导演的想法。

　　记者：孙周找孙淳演夏惠民，是觉得他敏感，找你是因为你给人纯朴善良的感觉。你本人也会有晏海清身上的犹疑、徘徊、慌张、不确定这些弱点吗？

　　郭晓冬：有，很多导演包括娄烨都说我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孙周可能也恰恰看中我身上的这个特质。对演员来说，我不希望给观众一个具体的特征，那样太局限了，反而这种不确定性才让你适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演员应该像水，放在不同的容器呈现不同的形状，但还是你自己，这样你的伸缩性会很大。

　　记者：你在《投名状》里的戏份儿不多，却因这部影片而片约不断，包括徐克、袁和平、孙周的电影。相反，当年你拍了《暖》《颐和园》等一系列文艺电影，虽然被国际电影节认可，你又是主演，但还只是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演员。

　　郭晓冬：我拍了很多艺术片，商业片当时就拍了那一部，并且只有一点点戏，却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也会想这些问题，艺术电影在中国大环境里是会受冷落的，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工作者本身的问题，不是某个导演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大环境的问题。现在的院线运作方式，会导致艺术院线的萧条。在欧洲、美国、日本，艺术片是永远不下线的，但在中国，宣传的永远是商业片，这会让执著于纯粹电影的人看不到光明。对我而言，只要有导演还来找我拍艺术片，我还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然我一点不排斥商业电影，商业电影会给演员另外的空间，我完全没想到像《投名状》这样的影片突然给我带来广阔的天地，就那么短短几分钟。当然我比较贪心，如果可能，我希望艺术、商业电影双管齐下。

　　为自己珍惜的人放弃所谓的原则

　　记者：聊聊你的新电影吧，尽管你身上具有淳朴的乡土气息，但《摇摆的婚约》却让你受到时尚集团的青睐，你给人一张信任的面孔，却要演一个花心男。

　　郭晓冬：别人老说我是本色表演，我总想做一些尝试和突破，其实尝试突破都谈不上，演戏本身就是一个职业，我的工作性质就是饰演不同的人。现在重新面对角色时，心态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要游戏于其中，游戏感的状态可能会令角色塑造产生不同的效果。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身上有一些时尚元素，我后来也发现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人是有很多潜能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挖掘。

　　记者：霍建起在媒体上曾经劝你要多拍电影少拍电视剧，可能很多电影导演都会这么认为，很多大牌明星也是这么做的，当年你从电影转到电视剧，是对现实的妥协吗？

　　郭晓冬：是。我说过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就是钱不多，够花就行。但当我坚守这句话，在生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会被这句话击垮掉。因为现实真的不是这样，当你看到你身边珍惜的人生活窘迫时，你会觉得你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去努力，为他们放弃所谓的原则，要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我也在逐渐说服自己，演员嘛，不就是演戏吗？所以，一定会有妥协在里面。

　　农民：我用很长时间适应别人说这两个字

　　记者：你被更多观众接受不得不提到王海鸰，《新结婚时代》让你拥有了众多粉丝，虽然何建国有很多地方不招人喜欢，但你不介意拿他和自己对照？

　　郭晓冬：人无完人，我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我觉得人应该坦然面对，我来自农村，有错吗？没有，而且我现在做得很好啊。我以前会因为来自农村感到很自卑，这个自卑的过程特别漫长，以前人们对农村和城市的概念特别强烈，农村就好像写在你脸上，你要永远背负农民的烙印去生活。到现在还有人开玩笑说，你不就是农民嘛。我觉得这都特别伤害人，让人敏感，尤其我在这点上非常敏感，我用了很长时间适应别人说这两个字。我现在不太在乎这件事了，因为社会大环境改变了。

　　所以我说，何建国这个角色只能我演，因为他跟我太像了，来自偏僻的农村，在北京高等学府上学，跟城里的女孩结婚，然后碰到一系列的家庭问题。我敢说，我演的不是最好的，但我一定是最合适的。

　　记者：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也会提升你的自信心。

　　郭晓冬：是，我的的确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我的自卑情绪逐渐消除了。别人老说农民怎么怎么了。我想说，我是农民，我付出的努力比城市里的孩子多得多，我那么艰辛地走过来，其实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从那么闭塞的地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网，没有任何人的帮助，走到今天。他们瞧不起我，其实等于是瞧不起他们自己。

　　记者：《暖》是你事业的起点，《新结婚时代》应该算是你的转折点吧？

　　郭晓冬：对，我特别要感谢我生命中的几个贵人。一个是我的班主任，是她把我召进电影学院，把我从农村文艺青年转变为真正的电影工作者。第二个是霍建起导演，他让我的第一部电影就走向国际舞台，为我打开一扇门。《新结婚时代》让我彻底在艺术海洋里徜徉，让更多观众知道郭晓冬，这是王海鸰老师带给我的。

　　最难熬的是大学时期

　　记者：在那么闭塞的大山里生活，怎么会想到做演员？对于山区里的孩子，学表演当明星好像是异想天开的事？

　　郭晓冬：天方夜谭，你有梦想，但不知道你的路在哪里，这是特别可怕的。你要寻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大道，是很艰难的，触角太多，你找不到方向。可能我经历多了，是一个宿命论者吧，我觉得人的一生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十五六岁就辍学了，天南地北到处打工，各种工作都做过，雕刻工、清洁工、服务员、邮递员、伐木工，就没有想到居然能跑到北京考上大学做演员，我自己都觉得我太神奇了，怎么能做演员呢？现在老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年轻，总会有理想，而且我觉得我是有退路的，我那时候就是个临时工，没有工作了，大不了还可以回家种地，有一大片土地在等待着我。我是一棵春草，在北京混不了，回家我也还能找到媳妇，不耽误结婚生子。所以，我心里不恐惧，才会在北京那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如果我不努力，完成不了心愿，我怕将来老了会后悔。还有，我从头到尾抱着一个心态就是，给父母争一口气。你不知道，在小地方，如果你们家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好的话，是很难过的。我考上大学，学费要一万元，我们家去贷款只能贷一千五百元，人家说你们家根本还不起。这些让我特别受不了，但你又没办法改变现状。

　　记者：所以要更感谢家人，他们能一路支持你，当年你的选择对家人是沉重的负担。

　　郭晓冬：我特别感激父母，他们特别伟大。那时一到冬天，村里很多年轻人跑到家里唱歌，可电啊，煤油灯啊是很花钱的，我们家条件不好，但我父母从来不说，那时候我们一玩就是夜里十二点，在农村那是什么概念啊，换了别的家庭根本承受不了，人家都嫌太闹，但我父母给我们烧炕，烧水。如果没有他们对我那么无意识的培养和支持的话，真的没有我的今天。

　　我父亲有一年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特别对不起我和我哥。可能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我们创造好的生活环境，他特别内疚，所以他想用最大努力支持我们。说实话，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永远要做一个好人，别人对你好，你要对他好一万倍，要学会感恩。父母知道我们的根是不会错也不会乱的，所以，会比较放手。

　　记者：在你的成长经历里，最难度过的是哪个阶段？

　　郭晓冬：大学，那段时间经济特别窘迫，特别难熬。同学聚会，我没有钱，又总不能让别人老出钱，谁都有自尊，尤其对我。有时候我会躲避这样的事，久而久之大家可能会不叫我，他们也明白。那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你恰恰生活在理想当中，但你够不到摸不着，心理落差是极大的。经济束缚了你，让你放不开手，不够大气，尤其作为大老爷们，我觉得特别痛苦，甚至觉得特别委琐。

　　我也是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中，一直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面对我的生活，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现在挺好，我不跟别人争，我早就认定这点了，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

　　我真的要做爸爸了吗？

　　记者：聊聊家庭吧，大家都用郭晓冬进入“新结婚时代”形容你，你的体验是什么？

　　郭晓冬：生活中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但幸运的是，我们俩相处七八年，她懂我，在工作上支持我。结婚给我最大的变化是人特别踏实安稳，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平平淡淡，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慢慢嚼，没有太多大起大落，生活中有很多甜蜜的时刻慢慢分享，有很多困难我们共同承受。彼此一些小性子，小脾气，我把它理解成生活中的小插曲。更多的是我们抱着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的心态，婚姻的确让我成长了不少。我从角色转换中意识到更多的责任，我喜欢这份责任。

　　记者：角色转换还包括你要当爸爸了，第一次听说妻子怀孕时，心情怎样？

　　郭晓冬：激动、兴奋，又怀疑，我真的要做爸爸了吗？难以形容，现在的心情是紧张、期待，期待孩子早些降生，快快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