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在戏里配合默契，但在戏外，丹妮好像并不喜欢我。她觉得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走路一蹦一跳，像她的跟屁虫一样，整天追在后面叫“丹妮姐——”

　　她有时候会不耐烦地对我说：“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你永远要先眨三下眼睛，然后问我"是吗"、"为什么"、"不会吧"？你是从德国来的吗？我看你是从月球上来的吧！”

　　我那时确实比较单纯。在德国，人际关系简单，我又不必操心衣食住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以至于丹妮有一次说起制片方没有和我们正式签约，片酬可能得不到保障，我也很迷茫地眨了眨眼，问她：“为什么？不会吧？”

　　这部戏的主要演员就我们俩，除了粘着丹妮，我实在没别的去处。不过一有人要求跟她合影，她就把我往边上轰，“去去，你那边呆会儿去！”

　　而且，在我们婚后很久，丹妮才告诉我一件事。说之前，她让我先答应她“不生气”。

　　“你说吧。”我对她完全不设防，不相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

　　“我曾经建议《豺狼入室》的导演把你换下来。”

　　“为什么？我怎么不好了？”我很惊讶。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初的感情基础就是在那个剧组里奠定下来的。

　　丹妮笑着说：“你没什么不好，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演"豺狼"。你看你，这么阳光，这么单纯的一个男孩儿，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这还差不多，我松了口气，问她：“那导演怎么没让我走？”我知道丹妮当时很有影响，导演很重视她的意见。

　　“导演自己就是个小个子，当然不重身材重智商了。我跟他几次提过换人，他都没答应，还给我做工作，说坏人不一定看上去就坏。对了，我还一直撺掇咱们王副导演争取这个位置呢，呵呵。”

　　“王副导演”我知道，高大威猛，看上去的确很“豺狼”。难怪有一阵子总看丹妮跟他在一起嘀嘀咕咕的。

　　在剧组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下午1点到第二天凌晨，拍戏之外，除了睡觉，就是吃饭和化妆。剧组因为资金限制，没有专业的化妆师，所以从头到尾丹妮都是自己化妆，我就在她旁边举着电吹风吹我的“飞机头”。

　　随着交往越来越多，丹妮在我心目中，渐渐从“偶像”、“前辈”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的好朋友。她也不那么烦我了，愿意和我聊聊她的生活，她的失败的婚姻，尽管我“什么都不明白”，但至少对她很真诚。

　　三个月以后，拍摄结束了，我和丹妮一起从西安回到北京。那时候，她还是铁路文工团的演员。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有些忧伤地说：“我要走了。”我很惊讶，“去哪儿？”我知道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回广州，我父母那儿。”

　　我并不知道她为何仓促离开，只知道她在北京有不少朋友，但是这件事只告诉了我。我到她家里，帮她收拾行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到机场。

　　那天，丹妮独自推着行李走向安检，回头看了我一眼，眼泪突然流下来。我后来才明白，候机大厅里正在放着的《再回首》触痛了她的内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只有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她回忆起了那些难过的往事，并且，不敢想象形单影只的未来。

　　丹妮离开北京后不久的一天，我从剧院回到家里，我妈说：“今天下午，有个女孩儿给你来了个电话。”“您问她是谁了吗？”“她没说，只说是找你拍戏的事儿，晚上7点再给你打。”

　　我想来想去，自己回国不久，一没名声二没路子，谁会找我拍戏呢？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子正在边吃饭边看《新闻联播》，电话铃响了。“远征，找你的，快去接！”我妈比我还激动。我连忙跑到电话机旁，还没来得及说话，听筒里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喂，是远征吗？我是丹妮。最近你有空吗？”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有空，这段时间剧院里正巧没我的戏。”我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但直觉是件好事儿，于是先迫不及待地应承下来。“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18集电视剧《冯白驹将军》，我觉得，你演陈清山挺合适的，他是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革命领导人，你有兴趣吗？”“有兴趣啊！戏里有你的角色吗？”

    在我的潜意识里，有戏拍当然是好事，假如能和丹妮一起拍戏，更是好上加好。“嗯，我演冯白驹将军的夫人。如果你答应的话，我这就跟导演推荐去。过两天，剧组在海南集合，你一定要过来！”“好，没问题！”我答应得非常干脆。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挂断了电话，只是隐约感觉到，这个决定不同寻常，似乎有什么重大的转机正在等着我。

　　战争题材电视剧一向男多女少，进了摄制组，仿佛进了“和尚班”，有名有姓的男演员30多个，还有男群众不计其数，女演员加丹妮在内一共不超过5个。除了丹妮，我谁也不认识，所以依然是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丹妮说，我就是她的“探照灯”兼“保镖”。

　　丹妮漂亮，经常有男演员约她出去逛街买东西，她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好啊，什么时候？”她心软，拒绝了别人，面子上过不去。到了约定的时间，她会准时出现，令对方喜笑颜开，不过笑容很快就僵住了，因为看到美女后面还跟了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哟，这不是冯远征吗？我又没约他，他干吗来了？

　　这时候，丹妮会大大方方地说上一句：“反正也是玩儿，就一起去吧。”弄得男演员很尴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只好随便买两样东西了事。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剧组里的“大众情敌”。

　　但是没过多久，“大众情敌”就神气不起来了，我得了一场重病——水痘。

　　我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除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我的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豆粒大的水泡。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病房里也没有空调。我不能洗澡，浑身又湿又粘，又痒又疼，涂满了紫药水还是无济于事，我甚至连一口东西都不能吃，口腔黏膜也全部溃烂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又难受又无聊，压根儿没人来看我，谁敢去看一个传染病人呢？第二天下午，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我转头一看，居然是丹妮！我心中一阵激动，想叫，想笑，但一想到自己这副体无完肤的吓人样儿，又笑不出来了，沮丧地垂下了眼皮。

　　丹妮见到我，好像惊了一下，定了定神才走到我的床边坐下。她想摸摸我的手，可是我的手上全是水痘，她只好在我的手指甲上轻轻摩挲，我没有说话，心里涌起了一股暖融融的温情。从那以后，她每天拍完戏就来病房照顾我，跟我聊天。

　　丹妮是女主角，戏份很重，我知道这样白天晚上连轴转会让她很累。有几次她临走的时候，我都想说：“明天不要来了，我自己能行。”可是最终也没说出口。因为，在那样的痛苦煎熬下，她就像是我每天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