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市场比6年前好了很多，影片的外在包装技能和水准越来越高，但电影内在质量并没有提高，甚至在倒退。

　　在红色当道的国庆档，金黄眩目的《麦田》并非一颗应景的票房炸弹，上映半个月还在向“一千万”门槛冲刺，和田壮壮的《狼灾记》颇有些并肩作战的味道。不过，虽然票房不出众，《麦田》却以浓烈饱满的影像风格、强调戏剧化和厚重感的气质，做出了“文艺大片”的味道，在2009年的银幕上独树一帜。

　　《综艺》：你在《天地英雄》之后6年才推出《麦田》，这期间中国电影市场变化很大，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何平：总的来说，我还是生活在自己对电影的想象之中。这些年也看到了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有一部分很具时代意义，也有很多烂片。中国电影的市场比6年前好了很多，影片的外在包装技能和水准越来越高，但这更多的是科技发展和经济飞跃的结果，电影内在质量并没有提高，甚至在倒退。我所说的内在质量是指影片商业属性以外的东西，就是说影片内容对现实的批判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差。而艺术作品的现代意义就是要具备强烈的批判性，如果这一点没有了，那电影作为文化的意义也就所剩无几。

　　《综艺》：《麦田》的批判性在哪里？你曾表示过“希望作品里思想的成分越来越小”。

　　何平：这个应该让大家自己去感受。“真实背后的残酷”这句话，就是对影片故事中的现实的概括。思想是流动的，不应被固化。电影要带给观众的应是对事件和人物真实、风格化的表达，在银幕呈现的目的，也是让观众的思想流动起来，而不是作者对思想的说教或者炫耀。

　　《综艺》：18年前《双旗镇刀客》的大写意风格树立了你鲜明的个人标志，你觉得《麦田》有没有做到延续和突破？

　　何平：《麦田》中的写意部分是我影片一贯风格的延续，与我之前的几部作品相比较，《麦田》更加极端了。视觉元素的构成，使影片含义更具内在力量，色彩及镜头的设计使影片的隐喻内涵表面化了许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叙述方式更自由，给历史题材赋予了现代感，这些尝试都远远超过我从前的作品。运用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方便观众对故事的读解，同时还获得了对情节发展的期待感。《麦田》这个故事将答案最开始就交给了观众，悬念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在获得答案之后。一般的传统叙事思维正与此相反，这是《麦田》最大的叙述特点。尽管这样的实验有很大风险，但是总要有点创造性。

　　《综艺》：很多人都说从《麦田》中看到了黑泽明的影子，认为这部作品在向黑泽明致敬。

　　何平：最初构思和拍摄《麦田》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就影片的风格而言，我相信所有的电影创作者或制作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前辈电影人优秀经验的影响，我也不可能例外。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经验能否帮助创作者转达出真实的意图，同时又要让观众从中得到顺利的解读。我相信《麦田》在这一点上是做到了，并使风格化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综艺》：《麦田》的表演非常戏剧化，你是否担心过观众的适应力？

　　何平：也许会有一部分观众感到不适应，但我觉得大部分观众很习惯好莱坞式的电影，这是电影审美经验多年训练的结果。用传统方式的好处是，对创作者来说更容易做到投其所好，但缺点是使电影中的创造性越来越少，这是个矛盾。但是，不是所有的导演都在追求怎样既让观众喜欢，同时又可以表达更多的文化思考及美学的创造力。如果可以不替投资者负责，那就简单了。就像欧洲的实验电影和法国的作家电影那样，但这在今天似乎不可能。

　　《综艺》：《麦田》作为一部文艺大片，你对它的票房表现如何评价？

　　何平：《麦田》是按商业流程运作的，现在的电影无论是什么类型都这样操作。将艺术风格转为市场价值靠一两部影片是做不到的，但如果不做，那就什么机会也没有。“雅俗共赏”其实最难做到，我试图在此努力，当然必有得失。也许有人会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聊这些，别人都在抢钱呢。我也想加入抢钱的队伍，但我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因为用投其所好的心态来拍电影，对我来讲容易。做有创造性的工作很困难，却更具挑战性，这是我的兴趣所在。

　　《综艺》：你监制过很多影片，从这个角度你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目前的市场环境？

　　何平：在《麦田》之前我监制了《可可西里》等一些作品，但监制这个职位在中国的受重视程度不够，这本应该是一件很职业化的事情。说到整体环境，无论目前的环境有多好，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制作、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回收渠道，这个行业的法制建设还离成熟的市场相去甚远。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执法力度仍待加强。而电影工作者在这一点上是力不从心、力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