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导演

　　新人电影节（以下简称新）：《月蚀》这部片子给人一种中国版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印象，这么拍是为了向奇斯耶夫斯基致敬，还是题材本身的要求？

　　王全安（以下简称王）：当时没想这么多。《月蚀》是我的第一部片子，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可以很自由地创作，资金也很自由。所以就想拍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片子，拍一部属于电影的电影。像《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里两个角色是同一个人这种设定，这种假定只有电影能够完成。

　　新:这部片子的人物关系纷繁、对角色心理的描写细腻丰富，而这样的片子对导演的要求也很高，您在处女作就选择拍这样的片子，是怎么想的呢？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

　　王：不会，我第一次拍摄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还挺适合做这件事的。我觉得导演这份工作还挺轻松自然的。《月蚀》这部片子结构的确很复杂，我也许这辈子也不会再拍这么复杂的片子了（笑）。当时还有一种考虑就是职业的需要，我想要验证自己有能力做这样的片子，驾驭这样的题材。

　　新：能够成功地驾驭这部片子是不是因为在毕业到拍处女作之间沉淀，积累了很长一段时间？您曾经说过“经营人际关系不如经营自己的实力”。

　　王：当你确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准备。对于一个导演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起步，而是最终你能走到哪儿，深度才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不着急，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当时的环境也不太适合拍电影，所以就一直在写剧本。我觉得剧本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想把它作为一个不断深入的事情来做的时候，光凭感觉是不够的，感觉可能可以支撑一两部电影，但它不能支撑你有序地一直深入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剧本，写到内心完全地自由了，就像玩儿魔方一样，结构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创作的时候就完全是放松的，即兴其实是建立在理性支撑的基础上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和准确是对的。

　　新：您希望自己的片子以电影本身的力量而不是那种“东方特色”去打动观众。在《月蚀》这部电影里，这种片子本身的力量是什么呢？

　　王：现在回想起来，拍《月蚀》的时候的确有点“自古英雄出少年”。回头去看《月蚀》，就是你想做一种类型电影，做得还不错。拍完之后意识到一个问题，《月蚀》这部电影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孤立，走得有点远了，侧应也比较弱，在那个环境中可能比较难领会这个电影的意图。有趣的是，去年CAA的人看了《月蚀》，他们就很惊讶10年中国就已经拍出了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就等了一下，第二部电影《惊蛰》就往回拉了一点，跟现实环境衔接上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又到了那个时刻，我可能可以把那种天性再释放出来。

　　“东方色彩”实际上是一种局限性，地域上和发展程度上的局限性，创造色彩相对弱。我们秉承的新现实主义其实无可厚非，但有时候那种“拍生活就完美了”这样的看法其实掩盖了创造力的贫乏。电影显然不能被当作生活。所以摆脱“东方情结”就是希望中国电影以其创造力，以这种独到的智慧，在世界电影中求得它平等的地位。现在的时机蛮好，世界终于开始安静下来，听中国到底要说点儿什么了。

　　新：那么《图雅的婚事》是不是您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个作品呢？

　　王：我的电影其实一直都在试探中，《月蚀》是一种想象力无限的尝试，《惊蛰》是简约限制的现实主义电影，《图雅的婚事》是现实美感和戏剧性的一个结合，因为电影还是要讲戏剧、讲人物，简单的现实让我感到疲弱。我还在不断做各种尝试。

　　新：环境的反应对您的创作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你是怎么看商业片和文艺片之间的争论的呢？

　　王：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给电影分类。整体的电影应该是种类繁多的，我们原来处于一种单一的体制中，一直存在一种正统和主流思想，以前的电影主要是宣教功能，第5代导演在世界上通过艺术片确定了中国电影的价值，艺术片成为了主流，现在电影像娱乐化过度，商业片变成了主流。我不觉得不该争论哪种电影该拍，每种都该拍，对于电影和中国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新：在《月蚀》这部片子里，我们看到了很强烈的宿命色彩，您是怎么看待命运的呢？

　　王：如果相信命运存在，那就证明你有一点成熟了。命运就像一种更高更大的知识，对命运的认可就像对大自然的认可一样。如果你足够成熟，你会认识到人的理智在命运下的脆弱。但命运和个人的努力是一种呼应的关系。就像乐观与悲观，最终我们要建立一种快乐、平静的生活态度。与其把握环境不如把握自己。我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地探讨关于命运的话题，当你被命运左右甚至嘲弄的时候，你的态度的转变，又可以和命运相抗衡。

　　新：为什么如此青睐女性的视角？

　　王：在这个地球上，对于人来说，女性实在是太重要太美好了。

　　前几天我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住的地方后面是一条同性恋的街。有一天，我决定把那条街走到头，看看蒙特利尔到底有多艺术。后来越走感觉越奇怪，都有点走不下去了，后来终于见到一个女人，顿时有一种自己还在地球上的感觉。所以说一个女性就可以给人带来这样的安全感，感觉回到了人间、回到了地球上。

　　选择女性首先因为母亲对于生命的哺育是最重要的，同时，女性对环境的感知更有自然色彩，这种感性的、本能的东西往往更准确。就像男性的世界往往有一种理性的色彩，女人和命运的关系可能更近。通过女人往往可以更容易地切入到问题的实质。世界也许千变万化，但一个女性所关注和代表的往往是永恒的那几个问题，因为她有哺育后代这样不容马虎的责任。我本人对于女性也是充满感情、充满敬意的。

　　新：您曾经担任过编剧、演员和导演，不同的角色是怎样不同的体会呢？

　　王：演员应该是最累的，因为一定要完完全全地做到某种东西。导演相对而言有更完整的乐趣，最有快感的应该还是编剧这个职业。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导演，做导演比较放松，我也喜欢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拍电影，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拍摄的过程安排得很有趣，但不影响拍片的进度。

　　新：在您的电影生涯中曾经有去法国里昂学习电影的机会，为什么放弃了呢？

　　王：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对的决定。回想起来，我每次在比较重大的决定时，我的理解力都刚好够我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判断，有点被命运的选择的味道。一个导演只能做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拍片没办法拍我熟悉的东西。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发展很快，离开几年就会失去很多阶段性的体会。不过法国也教会了我很多，我觉得好的电影可以用两个法语短句概括，一个是“je`taime”(我爱你)，一个是“ce la vie ”（这就是生活）

　　新：您的电影梦是如何萌生的？

　　王：当然是从小就喜欢电影。那时候电影对于生活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后来做的包括画画，去歌舞团也都属于艺术文化的范围内。确定要做导演的时候也是在法国，和一位女性也有关系。当时谈到一部喜欢的电影，忽然觉得做电影可以让自己有一种更完满的发挥。那个下午就决定了要做电影。当时考导演系有困难，因为要考很多没学过也不喜欢的课，就选择了表演系因为国外的电影学院第一年不分科，所以当时就意识到走入电影这个环境是最重要的，怎么轻松的走过去怎么算。

　　新：对新生代电影工作者的建议吗？

　　王：任何一个导演的价值都在于他的独特，所以很难说该怎么做。年轻的导演应该仔细体味和留心生活，做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毕竟生活才是他们以后要表达的主题，电影只是一种手段。所以，你既要去学习各种好的东西，又千万不要听别人的。（笑）

　　新：最后请您对电影节的说几句祝福吧。

　　王：我对这个电影节的举办很惊讶，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有多难。鼓励支持新导演这样的电影节很重要也很有价值。我很支持这样的电影节，也很乐意为新人电影节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后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也一定来源于新人电影节这样的活动中，所以我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