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刘芳 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友Elonia713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今年2月起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去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240集，投资超过2亿。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06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今年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目前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今年60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于1992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

　　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1998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49岁。

　　从1992年开始构思到2008年全套《大秦帝国》的正式出版，16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孙皓晖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播出的《黑色裂变》共51集，而大陆版本为48集，主要是删减掉了一些关于法儒之争的戏份。

　　《瞭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一年前，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