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从不认为“青春无悔”(图)

梁晓声（资料图）

上山下乡通知书

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画

　　他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曾掀起读者心灵的“暴风雪”。关于知青话题，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起了他对这段岁月的感悟与认知。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本报特别推出“文化名人谈知青岁月系列报道”，以及听老知青讲当年的故事、征文和邀请知青“再次下乡”缅怀青春记忆、感受农村变迁等一系列的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关注、参与。

　　梁晓声简介

　　梁晓声，1949年出生，山东荣城人。当过知青，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其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及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

　　这是一位曾带领无数读者走进北大荒，让人领略到“那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并在“今夜”掀起过心灵“暴风雪”的人，他多年来一直用文字在筑造着理想的“雪城”，他就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梁晓声（以下简称梁）。此次，也是记者（以下简称记）到北京后与他唯一一次未谋面的采访。在高校任教的他，事务丛杂、分身乏术，但在深夜的电话连线中，他开始平静地诉说，沉浸在对北大荒、对知青岁月的追怀与思索之中。

　　我没有回避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挫败

　　记:梁老师，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关于知青话题，想必您已和无数人谈过无数次了，不知您是否与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等人的知青作品进行过比照？有评论家称您是大跨度、整体性地扫描跟踪了知青这个庞大群体，您如何看？

　　梁:是这样的，我其实并不愿意去多谈这些，毕竟是一些渐渐遥远的人和事了。而且我也不愿意就自己的作品与同行、朋友们做一些外在的对比，这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咱们且说知青。有统计数字说，全国当时上山下乡的人数，有近两千万，而仅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有50余万，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由于黑龙江建设兵团是全国最早的两个军垦农场之一，知青上山下乡比较集中，尤其是南方一些省份比如江浙，还有北方的天津等，可以说是五方杂处，那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在地域上有一定代表性，我写它，基本上涵括了天南地北。如果几百年前大西北垦荒是“湖湘子弟满天山”，而40年前的北大荒也曾有这种“盛况”。

　　我属于本省就近下乡。下乡之前，我对书本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初中时才离开过哈尔滨市，而对于所谓的北大荒，我当时完全没有概念。我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写知青们最初到北大荒时的情景，《今夜有暴风雪》又表现了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面前的挫败，《雪城》写的是知青返城之后的种种经历。下乡、离开、返城，如果把这些作品连接起来，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知青们的精神心路历程。当时作品只能写到那样的程度。之所以这样写，也是受我早期所读文学作品的影响，我知道了作家要干预生活，记得看《悲惨世界》时，我几度泪流满面，我想我在写作时，没有回避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的挫败。

　　知青聚会多起来了，大家不仅仅在怀旧

　　记: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很多知青好像都开始怀旧。

　　梁:到目前为止，知青上山下乡过去40年了，而知青大返城也已过去30年了。这么多年过后，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当年黑龙江、内蒙古或云南的知青，无论是插队后回城的还是留在了当地的，也无论是境遇好或境遇差一些的，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期待，那就是，知青聚会多起来了。

　　我们要思考这是为什么？这里面有没有怀旧呢，当然有，但又绝不仅是怀旧。在聚会这个愿望的前提下，各种境遇的知青走到一起了，这跟当年上山下乡是差不多的。当年下乡，无论是干部子弟、工人子弟或知识分子子弟，一旦成为知青，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并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氛围下工作、生活。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你的班长、排长也许又是工人子弟，这样大家的身份就有一种相对平等的特征。更重要的一面，到目前为止，知青之间依然保留着互相扶持的关系，一个属于城市弱势群体的人，他遇到困难后的第一反应，会去想曾经的知青战友中，谁能帮他，而且他的这种要求，如果是合理的、可操作的，不管处于哪个级别的知青，一般都不会非常冷漠地对待他。大家都在找回当年的时光、理想和激情，与当下社会的生活现状遥相呼应。

　　另外还有一点，许多已经退休的知青，他们当年受到的教育程度也许并不高，但几乎人人都在写回忆录。今年我就给许多知青的回忆录写过序，有的是一个团的知青凑成一本书，有的是一个人的单个回忆，这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诉说上的满足吧，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且他们的书中有一种文艺色彩，似乎能听到当年的吹拉弹唱。

　　知青岁月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对很多知青而言，那段岁月也许称得上是苦难。

　　梁:但如果说知青十年经历仅仅是苦难，没有其他的意义，那恐怕就没有那么多人回去看，大家都要重新反思和认识，去比较失去和获得。失去的是一样的，获得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想，至少有一些收获是共同的:首先，大家感觉到，毕竟是和实实在在的人民在近距离地接触，而对当时的城市学生来说，“人民”在下乡之前还仅仅是个汉语单词而已，很多人更是没有接触到人民中最大的那个群体——农民。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接触这个最大群体，是非常必要的，而就普遍形势来说，这个群体对知青是友好和爱护的；第二，知青们经历了艰苦，但也了解了这些同胞是世世代代这样艰苦生活的，从而学会了尊重农业劳动，对土地有了感觉，这一点可能是以后一些城市青年和知青一代的主要区别所在。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这样一种判断，我还不敢说我的判断就一定会符合事实，那就是: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在一批知青出身的国家公仆的服务下，发生更大、更好的变化。大多数这样的公仆或成为官员的人，他们了解过中国的贫穷，了解人民，他们和人民有浓厚的感情，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服务于国家的方式，会更具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他的区别在于，关于失学儿童，关于贫困人口，关于低保群体，关于弱势群体，当这些统计数字呈现在他们面前时，可能不仅仅是数字。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带有感情的印象、知青生涯，是个非常好的铺垫。而知青也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知青文化，远远不是几部小说、话剧、影视剧或回忆录所能包括的。

　　我从不认为青春无悔，但我理解他们

　　记:关于知青岁月，您曾提出“青春无悔”，好像也招致了一些议论。

　　梁:我不能确切记得大家是在什么语境下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把“署名权”赠给了我，我从来不认为“青春无悔”。你想，从1968年知青开始上山下乡，整整10年，当初那批城市的青年学生，只要还是在中国版图上，也不管是下乡还是在家，总之，这十年“文革”，林林总总，呈现给他们的，是非常丰富甚至光怪陆离的现实。一些成年人虽然不必上山下乡，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也不会活得很轻松，只要还有一点是非观，他就会很痛苦。艰苦本身并不是知青身上最大的伤口，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既要面对这块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可名状的事情，同时又要在品质上锤炼自己，这对青年是很难的。因为所学知识、思考程度的不同，高中生、大学生们，就要比初中生、小学生感觉痛苦一些，即使表面待遇是一样的，他们内心的这种心理压力，肯定和其他知青也不一样，这些都不应该讳言。即使是这样，他们还都善于从那个岁月中总结出对自己有正面意义的收获。

　　记:您刚才说今年已给很多知青的书作了序，想必会别有一番感受？

　　梁:感触是蛮深的。其实，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怎样从是非功过的方面来评说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因为这一种评价，恐怕是那些专门的研究者们去总结、深思的，而且这些人也有分歧，但基本上归于统一。一个国家经历了“文革”，是要反思的；几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精神是要沉淀的。我始终认为，上山下乡又与“文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本报记者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