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年初,我到北京人艺报到。剧本组的两位老大姐,封智、刘华领着我走到四楼,走进于是之的“故居”。于是之正患足疾,脚气感染得很厉害。大冬天的,他却光着双脚,趿拉着一双布鞋。看到我们来了,他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单脚着地,一瘸一拐地蹦到屋门口,冲我伸出右手,笑眯眯地说:“哟!来啦!把您弄来,我们可费了不少事!”
于是之的幽默,则几乎可以令所有与他相处的人都能讲出一连串的故事。
1982年的一天,我爱人新民第一次见到于是之。那天剧本组正在开会,她有事找我,敲开了剧本组的房门。我依次向她介绍着组里的成员:“这是刘华大姐,这是封智大姐……”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于是之突然伸着右手走到我爱人面前,握住她的手自我介绍说:“这是是之大姐!”新民笑了,我也笑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1985年,我应《人民文学》之邀,到辽宁兴城去写小说。记不清是有什么事需要和剧院商量,我给于是之写了一封信。但忙乱之中只寄走了信皮儿,没装信瓤儿。于是之接到这个空信皮儿,心里很纳闷儿,他给新民打了个电话:“跟您打听点事儿,您家先生从辽宁寄来一个空信皮儿。我不知你们平常联络的暗号有哪些规矩。一般寄空信皮儿表示什么意思呢?”不等新民答话,他又追上一句:“是缺钱花了吧?”
新民乐了:“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没什么别的意思!”
于是之随口应道:“噢!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还是您有学问,一下就弄明白了,我这儿琢磨一上午了……”
1985年,于是之刚接任院长不久。一天,剧院在一楼排练厅开大会。由院党委副书记讲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事。隔了一会儿,于是之拉着一把椅子凑到我身边,小声跟我说:“今儿我要了个车……刚上任,过过瘾。”我笑了。这可能是于是之搬到紫竹院后第一次跟院里要车。我随口问了一句:“您那车怎么走?”
于是之说:“怎么走?出了剧院一直往西!”
我问:“过北海吗?”于是之琢磨了一下:“过吧?应该过。”
我说:“那,正好。我中午上北图,到新民她们单位去吃午饭。您要是方便,把我捎上行吗?”
于是之一乐:“当然成了!一人也是坐,俩人也是坐。干部跟群众坐一个车,心里还踏实呢!”
散会之后,已经是中午,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走出大楼,远远地就见剧院办公楼的东北角停着一辆小车。冷眼一瞅那是辆轿车,实际上是一辆微型货车。车的前半截跟轿车一样,加上司机一共有俩座儿,后面是一个货斗。货斗上面装着点儿木头。不知为什么,于是之没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了货斗的木头上边。
从车边儿过的人问:“老于,您怎不坐里边儿呀?”
于是之说:“人家李龙云说要坐车。这车刨了司机,拢共就一个座儿……”我匆匆跑了过去,赶紧跟他说:“是之老师,您快别逗了!没瞧见吗?下雨哪!再把您淋坏喽!”我赶紧把他搀了下来,扶他坐进了驾驶室。
(《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李龙云/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摘报)(来自光明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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