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最没感觉

　　80年代末期，黄建新去了澳大利亚，两年后回国他感觉到了社会的变化。“90年代初期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像1990年底股市开市了，突然所有人对物质和金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巨大的撞击。”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黄建新惟一一个有计划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口罗，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在此期间，黄建新拍了自己惟一的一部非都市戏《五魁》。

　　《综艺》：《五魁》在你的作品序列中非常另类。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黄建新：1993年前后，合拍片开始在内地兴起，很多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投资人找到我，但他们不肯投都市题材，因为当时海外有市场的都是《红高粱》这种类型的电影。正好贾平凹是我大学同学，说他刚写了个讲土匪的，就是《五魁》。我把小说扔给投资人，他们马上说这个可以啊，那就拍吧！

　　我所有的电影都没有分镜头剧本，到了现场喜欢乱变，但《五魁》不仅开拍前做了分镜头脚本，而且是严格按这个拍的。现场完全没感觉，就靠经验拍完的。

　　我没下过乡，没呆过农村，连麦苗都搞不清楚，我的生活一直在城市里，而且是西安这种具有农业色彩的城市。在我眼里的西安是最典型的中国城市，和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上海不同，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受农业文明影响的城市，这里有真正中国城市人的心态，北京和西安就很像，我太熟悉这些了，而且对其中的变化感觉很敏锐，当然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短处又是长处。

　　“混血儿”的社会形态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是黄建新创作的高峰期，几乎保持着一年一部的稳定产量。但那段时间中国电影业陷入低谷，国有制片厂更是举步维艰。从1991年的《站直口罗，别趴下》之后，黄建新再也没用过国有电影厂的钱，拍片资金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日本或者东南亚，但这些影片即使在国内也都挣钱。包括黄建新拿西影资金拍的最后一部《站直口罗，别趴下》，115万元的投资，厂里收回了280多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黄建新观察社会似乎重新开始平衡，“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混血儿。”人们在这种新的平衡中从最初的矛盾、反对到追逐和逐渐顺应，此时人们的心理冲突大于表面冲突。从《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到《求求你，表扬我》，黄建新试图刻画出当代这种不纯粹的“混血儿”的社会形态。

　　《综艺》：有评论称你为“当代中国都市转型期的另类观察者”，你怎么看？

　　黄建新：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信仰危机的出现，主流社会价值观很难建立——这个我5年前就开始关注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解决的迹象，这也是我从2004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到现在还没有新作的原因之一。没有创作冲动，很多人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几年不拍？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过去几年的变化都是浅层的，骨子里的变化没有发生，没有记录的愿望。我是那种有话想说能一说一溜儿，没话想说或者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说就搁那儿回头再说的人。

　　《综艺》：现在这种心态有无变化？

　　黄建新：现在有想拍的东西了，因为经济危机的出现又把很多人拉到了生死的问题上，前几年中国人太顺了，“快乐”不断膨胀，人们不断透支这种“快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提前透支了情感、骄傲、精神刺激。但现在要还“信用卡”了。

　　下一部电影是根据严歌苓的英文小说《赴宴者》改编的，非常现实的题材，但还是很荒诞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