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恒的作品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菊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被热播……这一次，他为何尝试起了话剧剧本创作？他的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刘恒。

　　“习作”不让自己和观众失望

　　■记者：这是您的第一个话剧剧本吧？您觉得写话剧和写小说、写影视剧本有什么不同呢？

　　刘恒：这个戏是我的话剧处女作，严格说来，应该算是习作。我虽然写过影视剧本，但是对话剧剧本的艺术规律并不了解，写作的过程是钻研和体味的过程，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我曾经打过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或许也一个比一个难。我觉得话剧披露信息的方式很古典，也很特别，掌握它的诀窍不容易。我好歹是站在话剧的门槛上了，可还没真正入门儿呢，今后有没有资格踏进去，得走一步看一步。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希望不要让自己和大家失望。

　　话剧虽然和其他表达方式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依赖于作者的写作才华和功底。我的小说和影视剧本的长处之一是对话饱满台词精确，而话剧恰恰非常倚重这种能力。我自认为《窝头会馆》发挥的不错，体现了我自己的特点。我期待内行人的评判和剧场里观众的反应。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写作话剧了呢？写作的灵感是什么？

　　刘恒：写这个剧本是响应张和平院长的召唤。他是我的兄长，我们有过长期的合作经历，他的智慧和判断力让我受益匪浅。他到人艺当院长是众望所归，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的工作。关键在于，由伟大的人艺来上演自己的作品，这是对我的抬爱，是难得的荣幸。

　　这个剧本有一个限定条件，便是争取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上演。语境的规定性，决定了选材的方向虽然狭窄了一些，但是目标却更为明确了。作为一种政治纪念，或者说作为一种民族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在我看来，政权的更迭是因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从而不得不重新建立平衡的过程。不论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一个政权在坍塌的时候都会体现出某种巨大的悲剧感。反过来说，新生的政权则无不带有信仰和理想的光辉，这体现了人类在困境中奋力前进的内在动力。毋庸讳言，这个剧本的定位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仅仅在节日里唱一曲空洞的赞歌，我们不会答应自己，我们对非真诚的表达不感兴趣。

　　我和张和平院长有个共识，这个剧必须在风格上与人艺的传统衔接，至少在形式上不可玩弄自己的花样儿。我曾经看过人艺的巅峰之作《茶馆》和《雷雨》，也看过后起的扛鼎之作《天下第一楼》和《小井胡同》，并看了五六部人艺话剧的碟片。我理解的人艺风格包括老北京杂陈的味道，底层人的善和“小九九”，市井里的幽默和适度的粗鄙等等。这种风格有强大的艺术之美，我将在《窝头会馆》中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这不仅仅是向某种风格致敬，也是向生活本身致敬，是向遥远的过去和近在眼前的现实致敬。

　　话剧延续我的经验和眼光

　　■记者：“窝头”和“会馆”，这两个词看上去有很大的反差，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来创作呢？

　　刘恒：我住在南城，平时一直在搜集与这一带有关的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跟会馆有关。我曾经打算完全从会馆本身来做文章，后来发现会馆并不重要，底层人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就像现在这样，会馆只不过是一个外壳罢了。我写的还是大杂院，还是小市民，还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我希望在琐碎的描绘中，我对主题的探索能悄悄抵达观众的内心。

　　主题说白了就一个字：钱！大到朝代更迭，小到个人悲欢，没有跟这个字没关系的。我研究北平四十年代末的历史资料，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苛捐杂税，二是物价飞涨，都是跟钱密切相关的十分具体的生存困境。钱是最重要的人生纽带，让人从社会换取或偷取资源，让人和人为此而残酷地竞争，更让人本身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发生激烈的冲突。《窝头会馆》写了苛捐杂税和物价飞涨，写了房租和募捐，写了不义之财和偷窃的金条……都跟钱有关系，也都跟社会的危机和个人的危机有关系。我们可以

　　想一想，对人类而言，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什么危机能跟“钱——生存资源”没有关系？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自己在主题上的探索能抵达观众的内心，并被他们补充和接受。

　　除了从历史资料里吸收营养，调动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母亲小时候得了童子痨，我姥爷用橘红丸拌蜂蜜喂她；解放前夕，我一个邻居的亲戚都跑到台湾去了，他攥着东单飞机场的机票拿不定主意，最后没走成；我儿子打小儿心善，在街上见了乞丐就拽着我不让走，非得让我掏钱施舍不可……总之，剧中有许多我自己生活中的所遇所见，亲朋好友们当可会心一悦。我在大杂院里生活多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展示了我的观察力，《窝头会馆》将延续我的经验和眼光。

　　■记者：您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深入人心，《窝头会馆》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刘恒：我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问世之后，曾经被某些人激烈批评，认为人物太贫了，贫得过分显得非常做作了。我不太服气，我觉得不走到极端，那股子邪劲儿就出不来。我在《窝头会馆》中将坚持自己的立场，用夸张的手法让人物和台词走向极端，并从中寻找和确立我个人的风格，如果我有那个风格的话！顺便提示一句，我不喜欢用短句子，喜欢用大段落的台词，演员背着累不累我可不管，我希望他们帮着我走这个极端。

　　■记者：创作剧本的过程如何？顺利吗？

　　刘恒：去年冬天，我把自己关在山里一个地方弄剧本，心情很孤寂。为了抓紧时间全心写作，我只吃早饭和晚饭，把午饭免了。吃完早饭，坐下来一写就到下午两三点了，越发感到免去午饭的必要。可是，这样长期下去如何是好？胃会不会出问题？幸好一个多月就写完了，然而不幸的是，离下一次关禁闭埋头写作又为期不远了。这种状态恐怕会延续下去，除非我放弃写作。当然，没有人逼我这样做，这是我为自身爱好和我的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老实话，孤寂之余我感到相当幸福。

　　我的目标是

　　写三部话剧

　　■记者：那您今后还打算继续写话剧吗？话剧创作会对您以后的创作方向产生影响吗？

　　刘恒：创作方向是既定的，以前怎么做，今后还怎么做。但是尝试掌握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很有快感，也很有挑战性。我的目标是写三部话剧，为自身的写作生涯积累一小笔财富。

　　■记者：那您对北京人艺演绎这个剧本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刘恒：有张院长把关和引领，有林兆华导演关照和归置，有一群天才的演员去展现，《窝头会馆》必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我的不足和我的局限性，将由合作的伙伴们来弥补，我坚信他们不会让观众失望。我以话剧小学生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最真诚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福！知音难觅，而他们是我的知音，更多的知音在观众里面，我期待着大家的共鸣——如果有共鸣的话！

　　■记者：您目前是否还在进行其他创作，近期还有什么计划？

　　刘恒：在按部就班地写作，不便说什么，也真的没什么可说。其实连《窝头会馆》都不必多说什么，大家买票进去看去，想夸想骂想琢磨琢磨，都随您的意就是了。(记者 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