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第一代英娘扮演者贺燕云30年前剧照。

     前天18时许，《丝路花雨》即将开演。

　　一杯浓茶、一只步话机、一个腰包、一件蓝T恤，坐在大剧院戏剧场舞台侧幕的张稷，时不时对工作人员叮嘱着开演前的各项细节，俨然舞台监督。“我与幼年英娘空中托举转体七百二十度的动作，在我之后直到现在，都没人能完成！”说这话时张稷两眼放光，让人依稀能够想象出30年前他在舞台上的光彩。

　　张稷是《丝路花雨》创排的第一代演员，在剧中扮演一号反角窦虎。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

　　“敦煌就在我们甘肃，你们去看看，把敦煌艺术搬上舞台，不是很美吗？”1977年，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舜瑶对甘肃省歌舞团的艺术家们说。

　　创作小组提交的第一个剧本《敦煌曲》被否定了。因为它的创作没有摆脱当时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创作模式影响。“一个三幕五场的舞剧，横贯千年，包罗万象，试图通过敦煌的命题反映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甚至编入了农业学大寨的内容，内容庞杂，场面混乱。”张稷说。

　　之后，创作小组数次再访敦煌，根据“女奴多宝的《卖身契》”、“督料赵僧子的《典儿契》”以及“胡商遇盗”等民间流传的故事，将剧情确定在唐代，并有了英娘、伊努斯的角色。敦煌壁画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署名，偶有一幅上落名处有个“张”字，便成了“神笔张”的来源。

　　张稷至今自豪于“丝路花雨”这个名字的无可替代性。“这是当时的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定的，根据佛经‘天降五色吉祥花雨’而取，意思是发生在丝路上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多优雅、多有诗意啊！”

　　《丝路花雨》各种经典的民族舞蹈全部提炼自敦煌壁画。张稷回忆，当时的编导们几下敦煌，临摹了大量壁画和彩塑资料。他们从2000多身彩塑、4万多平方米壁画中，选取、提炼出典型的静态舞姿，再像慢镜头一样探索每一个动作之间的韵律……

　　“张院，观众进场了，您赶紧跟场灯说不要再在舞台上打灯了。”工作人员的催促之声，打断了张稷的思绪。他随即拿起步话机开始“传令”。

　　彼时，进场的还有一位特殊观众——《丝路花雨》第一代英娘的扮演者贺燕云。

　　大幕开启，演员登场。观众席中的贺燕云面容平静，内心却别有一番激荡。当年，她为英娘的那些舞姿耗费的心力，也许是今天的年轻演员们很难想象并做到的。

　　英娘的琵琶舞、波斯舞、盘上舞等，被公认为《丝路花雨》中敦煌舞的代表。左手反握琵琶，上身前倾，眉黛低垂，似沉醉于乐曲声中；右脚曲起，脚拇指上跷，似在打拍子——琵琶舞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造型更成了敦煌舞的经典标志，被称作是“活着的敦煌壁画”。

　　那时，她从早到晚都穿着练功服。“为了让静止的敦煌壁画舞起来，编导们孜孜以求，而我成了他们的实验陀螺，我像着了魔一样千百遍地练。”

　　“反弹琵琶”这一传世经典舞姿，更使贺燕云尝足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滋味。手持琵琶跳舞本来就影响各类动作的发挥，更何况要达到“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的意境。双臂反别在背后，时而表现“轻捻慢拢”，时而显示“骤雨乍泻”，一练就是几十遍。再加上旋、跳、蹲、卧各种舞姿与技巧的使用，和反复无数次地寻找S型动律，常常累得颈背发僵、胳膊抽筋。

　　“我的体重迅速下降了十多斤。但我运用手中的琵琶越来越洒脱灵巧，脚步越来越轻盈，动作越来越自如流畅，终于把一组组敦煌壁画的琵琶舞姿神采飞扬地复活了。”至今说起来，贺燕云还是透着一股子兴奋。

　　舞台上，美丽的英娘在旋转、跳跃，全然不知台下这位“元老级”英娘正在凝神观看。光阴流转，新老交替，历经多次复排、修改的《丝路花雨》，光英娘这一角色就已经有18个演员了。

　　《丝路花雨》30年前的主创人员，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有的改行，有的出国。而张稷、贺燕云，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延续着“丝路”之旅——张稷在剧院里传帮带；贺燕云现在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敦煌舞蹈表演与训练课，倾尽8年心力编著的相关专著即将出版。

　　一部《丝路花雨》，舞出了一代人对艺术的真诚与执着、辉煌与梦想，更是他们火热青春的见证和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张稷说，未来，那条绵绵无尽的花雨丝路还将有更多人继续跋涉、流连，只是不知越来越现代化的他们，能否守住《丝路花雨》的魂魄与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