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政治赚吆喝“很卑贱”

　　事实上，本届墨尔本电影节不光涉足“东突”问题，宣布退出的也不只是中国导演们。

　　中国领事馆的一通私人电话被组委会看成是官方干预，但墨尔本电影节强硬立场背后得到的却是澳大利亚议员们的声援。工党议员丹比指责金棕榈导演和以色列电影过不去，而绿党主席鲍勃·布朗则写信给陆克文，要求向中方发表声明，不要干涉电影节的言论自由。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电影评论家尹鸿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认为：就像电影不可能脱离政治一样，一个导演不可能脱离他的政治、民族和国家立场。中国导演以实际行动抗议一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分子或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这样的政治诉求是很正常的。此外，不少中西方学者认为墨尔本电影节拿政治来赚吆喝，“是很危险也很卑贱的游戏”。

　　更有人分析，在墨尔本电影节事件的背后，其实是西方反华势力已经开始了继达赖之后的第二轮“造神”运动，借文化上位显然是手段之一。

　　西方对华惯用“电影节政治”

　　一些西方电影节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西方政治立场做仆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董铭发自巴黎 一个是 带有强烈“疆独”意识的电影，一个是在西方知名度不大的墨尔本电影节，二者一旦发生联系，引起的是中澳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反应。

　　一些西方组织和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对许多事实选择性失明，这些已经偏离的镜头带来的后果，是对普通观众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上，在西方的各大电影节和电影院线里，中国电影和华人身影并不罕见，其中政治性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内容尤为得到青睐——这缘于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感，对神秘宗教的原始崇拜，以及无法抹净的意识形态偏见。

　　电影节难摘有色眼镜

　　政治因素是电影节组织方在选片的过程中绕不开的敏感话题。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入围名单中常会出现某些华语电影或涉及中国现状的电影。它们虽然能在欧洲面世，却无法在中国正常公映。西方电影节对此类题材电影的偏爱，并不是他们标榜的艺术追求那么简单，而是使用了与对待本国电影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宣扬本土民族融合、文化包容的同时，有些电影节却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政治立场做仆人。

　　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所享受的“待遇”，即可见窥见西方电影节的“政治”态度。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在戛纳放映后广获好评，据当时在场中国记者说，张在记者招待会上只要说几句“政治正确”的话，就肯定能拿奖，但张拒绝了。1998年他的《一个都不能少》再次因没有申明政治立场而落选戛纳。将近20年后，一部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颐和园》尽管未能按时报名，却依然破例入围戛纳——事实证明，时间在向前，而欧洲电影节的政治品位却始终如一。

　　墨尔本电影节的影响力远不如欧洲三大电影节，它的地域局限性和规模限制了入围片的质量。组织方执意选入描写热比娅的电影，甚至不惜放弃贾樟柯等著名中国导演更具艺术性的作品，其目的早已不是电影本身——在特别的时期，此类影片带有的政治敏感能挑起媒体的关注度，而一些政客和团体的推波助澜则让电影节成为世界性话题……组织者为了旁门左道，反而挤掉了那些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电影作品，这无疑违背了电影节的初衷。

　　西方电影喜欢包装“藏独”

　　西方国家经常在艺术与政治上含糊其辞，许多标明描写人文、历史的影片，其背后也有创作者早已预设的政治倾向。这些年来，西方电影掀起的一股“达赖热”就是例证之一。

　　前不久，又一部反映达赖生平及思想的西方影片上映。这部名为《达赖喇嘛复兴之路》的片子把达赖塑造成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此外，《小活佛》、《达赖的一生》等西方拍摄的影片都无法摆脱其片面的政治预设。美国投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的《西藏七年》，则是站在一种偏颇的角度来看待西藏地区的文化发展，依照达赖的一面之辞来向西方观众歪曲当年的西藏和平解放，颠覆了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基本事实。

　　总之，西方的“达赖电影”大多把达赖塑造得“高、大、全”，而把偏见性的镜头对准了中国。

　　而其他一些西方电影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歪曲也不罕见。好莱坞演员理查·基尔主演的《红色角落》，整片都在批评中国的司法体系，明显地影射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杜撰出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臆想。这种重复千遍的偏见，也是来源于西方媒体对东方一贯的片面报道。

　　西方明星屡碰政治底线

　　不单单是电影作品如此，西方的电影明星们，也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发表些自以为是的评论。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派对上，针对“西藏问题”和四川地震的恶语，激起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愤怒，最终受辱的还是自己。

　　洛杉矶影评人士海梅·希门尼斯曾经谈到西方电影界“干预别国内政”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美国一些媒体及政客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国，同时好莱坞艺人本身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这就很难避免他们在处理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

　　其实，好莱坞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早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大景观。而国际反华势力也借此把这些影星们当作打人的砖头。

　　理查·基尔就常在公开场就“西藏问题”发表一些耸人听闻但又颇为可笑的论调。这个好莱坞演员同时是“西藏问题国际运动”的主席，总是“卑恭地”自称是“达赖的学生”，频频借所谓人权、西藏等话题向中国发难，充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事实上，对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每个中国人都抱有贾樟柯导演所说的“朴素情感”。如果西方导演能够把陈旧和扭曲的有色眼镜丢进大洋里，开放的中国当然欢迎他们带着记录真实的摄像机来到中国。但是，如果要靠政治歪曲和杜撰奇观来吸引票房，在如今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只能是短命。

　　商汉视点：仅仅退出还不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墨尔本电影节放映热比娅纪录片的一幕的确够丑陋，三位中国导演的宣布退出不但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中国文化人来说，仅仅退出还是不够的。

　　中国导演的举动会被少数西方同行宣称为过于关注政治而忽略了艺术本身，有些人甚至还可能用这一套强盗逻辑为墨尔本电影节的组织者辩护。不过，这样的论调我们已经听到过许多遍了。当我们表达我们对西方世界利用“艺术”手段展现他们唯我独尊的、歧视性的、甚至颠倒黑白的理念时，我们的行为或语言会被他们称为是在搞“政治”，而他们的行径却是在追求“艺术”的“自由表达”。

　　强势文化利用对艺术的阐释权干扰和颠覆他者的价值和信仰，恰恰是全球政治秩序在全球文化秩序上的体现。在西方依然主导全球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文化和艺术的话语权自然被西方把握在手，并经常被用于作为围剿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帮手。

　　艺术，包括电影艺术在内，至少在理论上和政治无关——几乎每个人都会这么说。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已。实际上，在人类进入电视时代之前，电影曾经是最重要的政治表达工具，否则，希特勒就不会对莱妮·里芬施塔尔格外青眼有加了。

　　进入21世纪，里芬施塔尔那种白描式的宣传手法已经落伍，然而，电影仍然是传递政治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只不过现代西方电影的政治色彩被日益成功地用“艺术”掩饰起来。几句台词一段情节潜移默化地传递政治理念，润物细无声的暗示手段比电视媒体的狂轰滥炸要隐蔽了许多，也高明了许多。例如电影《老爷车》里面对美国苗族社区来源的解释便很能安慰不久前去世的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在天之灵。

　　相形之下，《西藏青年》之类赤裸裸的臆造与阉割显然在手段上低劣了很多，而热比娅的纪录片甚至还谈不上是在用艺术来构造政治，不过是粗俗直白的宣传而已。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是所有的西方受众都能读懂电影中隐晦的政治暗示，填鸭手法也是必要的。

　　电影并不是非政治的，至少眼下还不是。因此，仅仅退出墨尔本电影节是远远不够的。这一举动固然表达了我们的不满，却无助于我们向西方受众传递我们希望传递的信息。他们用拙劣的电影来伤害我们的情感，而我们在愤怒之外，中国的电影人和文化人还应该用更精彩的电影来擦亮受众被污染了的眼球，用更高水准的艺术来表达我们的主张、彰显事物的真相。

　　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包围圈中，学会用电影及其他文化手段在国际上发声，让光与影的艺术说话，也是我们的一门必修课。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