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讯：贾樟柯 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

　　今天贾樟柯在这里播放《小武》，时间过得真快。

　　我有个上海老朋友，林旭东，十七八岁时认识，一块儿长大，一块儿画油画，都在江西插队。上世纪80年代我们分开了，他留在中国，我到纽约去，我们彼此通信。

　　1998年，他突然从北京打越洋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他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林旭东在80年代目击了第五代导演崛起的全过程，随后认识了第六代导演，比如张元和王小帅。他在90年代持续跟我通信，谈中国电影种种变化。他对第五代第六代的作品起初兴奋，然后慢慢归于失望。90年代末，第五代导演各自拍出了最好的电影，处于低潮，思路还没触及大片；第六代导演在他们的第一批电影后，也没重要的作品问世。那天半夜林旭东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他会快递《小武》录像带给我。很快我就收到了，看完后，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2000年我正式回国定居，赶上贾樟柯在拍《站台》。他半夜三更把我和阿城叫过去，看他新剪出来的这部电影。那是夏天，马路上热得走几步汗都黏在一起。此后我陆续看他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电影———

　　最近看到的就是《三峡好人》———我有幸能看到一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和此后十年之间的作品。

　　现在我要提到另一个人：中央美院青年教师刘小东。刘小东比贾樟柯稍微大几岁：贾樟柯70年出生，刘小东是63年。1990年，我在纽约唐人街看到美术杂志刊登刘小东的画，非常兴奋———就像林旭东1998年瞧见贾樟柯的《小武》———我想好啊！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样的画家。我马上写信给他，他也立刻回信给我，这才知道他是我校友。刘小东自1988年第一件作品，一直画到今天。我愿意说：刘小东当时在美术界类似贾樟柯这么一个角色，贾樟柯呢，是后来电影界的刘小东。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我们这代人口口声声说是在追求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认为艺术必须活生生表达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都没做到：第五代导演没做到，我也没做到，我的上一代更没有做到，因为不允许。上一代的原因是国家政策不允许，你不能说真话；我们的原因是长期不让你说真话，一旦可以说了，你未必知道怎么说真话。

　　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我常觉得和凯歌、艺谋比，和冯小刚比，贾樟柯是不同的一种动物。

　　我和林旭东都是老知青，我们没有说出“自己”。到了刘小东那儿，他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愤怒和焦躁叫出来；到了贾樟柯那儿，他把他们那代青年的失落感，说出来了。

　　我不认为第五代导演超越了谁，只是非常幸运。他们背后是“文化大革命”，背景是红色中国。“文革”结束后，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很想看看中国怎么回事，西方电影界的左翼对中国电影过度热情，把第五代搁在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其他中国导演能在那时取代他们。这一切给西方和中国一个错觉：中国电影好极了，成熟了，可以是经典了。不，这是错觉。

　　我这样说非常得罪我的同辈，但我对自己也同样无情。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出发时，只有一个荒凉的背景。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对文艺的期待，就是把我们目击的真实说出来。同时，用一种真实的方式说出来。没有一种方式能够比电影更真实，可是在三十年来的中国电影中，真实仍然极度匮乏。

　　我记得贾樟柯在一部电影的花絮中接受采访，他说，他在荒败的小县城混时，有很多机会沦落，变成坏孩子，毁了自己。这是诚实的自白。我在知青岁月中也有太多机会沦丧，破罐子破摔。

　　刚才有年轻人问：“谁能救救我们？”我的回答可能会让年轻人不舒服：这是奴才的思维。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做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本文节选自《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一书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作者系著名画家，文化评论人)

　　关于贾樟柯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

　　☆2006年，故事片《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美国《纽约时报》评价他为“当今世界40岁以下的最佳导演”

　　关于《二十四城记》

　　在国外拿了一圈各种奖项之后，带着“墙外开花”的花香，贾樟柯执导的电影《二十四城记》3月6日开始在全国上映。据悉，《二十四城记》仍是贾樟柯偏好的当代现实题材，采用纪录片加剧情片的拍摄模式，讲述一个有50年历史、3万职工和10万家属的国营老厂，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一个商业楼盘取代的故事。贾樟柯让吕丽萍、陈冲、赵涛和陈建斌4位演员和5位真正的工人一起口述那段历史给个人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