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礼：《望长城》体现纪录的力量

　　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纪录片《望长城》，被誉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始于该片。

　　20年后的今天，记者走访了该片的总导演刘效礼，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近距离长谈。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军，带我们重温了那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毛遂自荐

　　1988年12月9日，刘效礼带了几个帮腔的，直接叩开了负责招标工作的副台长陈汉元（也是《望长城》总制片人）的办公室，毛遂自荐。

　　1962年的夏天，刘效礼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后到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电视编导系学习。1966年，他顺利调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当刘效礼接到《望长城》这一任务时，他在中央台已经待了整整22个年头。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纪录片正迫切面临转型。在拍摄《望长城》之前，国内纪录片多以宣传、说教为主。中国早年纪录片都是‘画面＋解说＋音乐’的叙事方式，片中没有同期声，作者往往怕观众看不懂，就采取大段解说。”刘效礼介绍。

　　一个偶然机会，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来中国交流纪录片创作经验，大师的发言让刘效礼对纪录片创作有了深刻感触。刘效礼回忆说，当时伊文思直接指出，“为什么中国纪录片光张嘴，不说话！”刘效礼感觉脸颊火辣辣的。

　　其时，国外纪录片大部分已有同期声，且随着技术进步电影胶片在电视纪录片制作中已可以被取代，同期录音成为可能。让电视纪录片可以实时“说话”，成为改变中国电视纪录片旧有面貌的突破口。早在创作《让历史告诉未来》时，刘效礼已经开始尝试同期声，尽管效果很好，但是只限于局部使用，还不足以形成对整个电视界的冲击。他一直等待着一个更好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为庆祝建台40周年，策划了两个纪念活动：一是随苏联宇宙飞船拍摄太空；另一个是要与央视的中国同行们合作拍摄《万里长城》。中央台决定用投标方式挑选《望长城》总导演，消息传来刘效礼很兴奋。基于22年的电视经验，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我准备去投一下标，也想去尝尝合拍的滋味”。

　　12月9日，刘效礼带了几个帮腔的，直接叩开了负责招标工作的副台长陈汉元（也是《望长城》总制片人）的办公室，毛遂自荐。“由于长城是大型防御工事，两边还驻扎军队，越往西越艰苦，身为军人的我有‘天然’优势。”

　　半个小时后，刘效礼毫无悬念地成为《万里长城》（《望长城》原名）总编导。很快，央视台领导组建了团队，又挑选出另外两名编导，一位是程宏（现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节目部组长，后程宏因故只拍到一半，他推荐魏斌（现社教中心副主任）完成了后半部分；还有一位是崔屹平，原《中国电视报》副社长；其他成员以现役军人为主。于是，历时3年之久的艰苦拍摄制作工作开始了。

　　背水一战

　　“咱们生的孩子就是丑也要丑得吓人一跳！”

　　当刘效礼等人兴致勃勃着手拍摄《望长城》时，长城沿线总计十余家电视台正在播出一部名为《万里长城》的纪录片。该作品由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电视台把它们自己境内的“长城”记录下来，集合而成。“这部纪录片还是采用传统的‘画面加声音’的表现形式，这逼迫我们必须创新，绝对不能重复创作！”《望长城》的制作团队准备按一种全新的方式和思路把这部片子拍成“重磅炸弹”。

　　“当时也有人说，《望长城》不如拍两套，一套求保险，一套求创新。我想了想说，豁出去吧，要干就自断后路，背水一战”。刘效礼给大伙说，“咱们生的孩子就是丑也要丑得吓人一跳！”

　　“首先主持人的挑选我们就下了很大功夫”。刘效礼回忆道。虽然当年筛选《望长城》主持人不及现在选秀节目的“海选”规模，但是人选的确定也颇费周折。策划部最早锁定的是陈道明和杜宪。当时陈道明正在进行《末代皇帝》的拍摄，杜宪时任新闻联播主持人，最终因种种原因两人与《望长城》失之交臂。之后，山西电视台播音员任志宏进入视野，但终因山西台不肯放人而未果。最后刘孝礼等想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军艺立马挑来了两个高挑的美丽姑娘。另外，刚从军艺毕业的焦建成也来到选拔现场，他长得黑不溜秋貌不惊人，曾在话剧《天边一束圣火》中饰演炊事班长。当评委问焦建成有何特长时，焦建成干脆地回答：“男人会干的事我都会干，包括开车、骑马、吃苦。”然后他还别出心裁地用新疆曲调唱了一段《沙家浜》，评委们的天平向他倾斜，最后确定由他担纲男主持人。

　　后来，《望长城》的女主持人确定为黄宗英。“当我们把电话打到她家，身为作家的她经不住‘长城’诱惑来到剧组。那天正逢她的65岁生日，我们当天给她过了生日，第二天就上路了。”刘效礼感慨道，“这位敬业的老人为了拍摄《望长城》，先后几次进入到条件非常恶劣的罗布泊。”《望长城》最终形成新、老搭档沧桑与活力并举的主持风格。

　　《望长城》的台本创作由钱钢、李延国、周涛、刘亚洲、泰忠等国内作家写了提纲挈领的部分——原名《东方老墙》，历时一年多。但是刚一开拍，问题就出现了。“《东方老墙》中写到的拍不到，拍到的又没有写，可时间已经不等人了”。作为制片人的陈汉元和郭宝祥、刘效礼三人一合计，“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揭竿而起’，拉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创作队伍，兵分四路开始行动……”

　　两个版本

　　“纪录片感人的画面往往是抓取的，而非事先设计。”

　　刘效礼称自己的团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则胜”。“程宏、崔屹平分别带领Ａ、Ｂ两大组，Ａ组下面又分成两小组、Ｂ组下面也分两小组，大概七八人一组，兵分四路。”

　　四路兵马按《望长城》的四个主题分工合作。第一部《万里长城万里长》，讲述长城的军事功能；第二部《长城两边是故乡》，讲述长城两岸民风民俗；第三部《千年干戈化玉帛》，有关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合；第四部《烽烟散尽说沧桑》，选取的是有关生态的话题。摄制组采取一路一部，一个编导负责一部，一部又分上中下三集的整体结构，这种结构在当时是比较大的创新。

　　“《望长城》经费主要由日方投资，共计125万美金”。资金分配很明晰，中国长城学会5万美元；日本提供6辆尼桑越野吉普车，两辆中科面包车，这些车合计经费约20万美元；余下100万美元是拍摄创作经费。

　　“这些资金总共拍了两部片子，一部是中国的《望长城》，624分钟；一部是日本的《万里的长城》，360分钟。”两部作品采取各自创作的方式，由于观众不同的审美趣味，因此两部片子的视角和取材都截然不同。“我们主要聚焦发生在长城两边的百姓故事；而日方更关注是谁发现了长城，谁修建了长城，长城的功能等等。两部作品中只有一个场面——烽火狼烟是合拍的。”刘效礼兴致勃勃地介绍说，当时他们还一起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到底是烽火狼烟传信快，还是日本的越野吉普车跑得快？结论是烽火更快。

　　“《望长城》中有一个飞机追太阳的场景，是在车上抓拍到的，这也成了《望长城》的结尾画面”。同样“不期而遇”拍到的画面还有《望长城》的片头：一个闪电过后，镜头里出现长城的剪影，配乐清唱“一次一次地走近你，不知道我在你身边……”当时的摄影徐海婴抓拍下这个镜头后很兴奋，立即告诉了刘效礼，刘效礼一看喜出望外：终于有片头画面了！在纪录片的不断创作中，刘效礼发现：“纪录片感人的画面往往是抓取的，而非事先设计。”

　　一年多后，《望长城》终于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望长城》的粗编在国内完成，精编在日本进行。从前期策划到《望长城》的最后出炉，总共历时三年多。

　　“纪录”的革命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没有照片。

　　1991年11月18日，《望长城》终于迎来了接受考验的日子。这一天，《望长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刘效礼的整个团队都在焦急等待最后的“审判”。

　　令他们欣慰的是，《望长城》一经播出就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业界和学界好评如潮。有学者评价说：《望长城》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望长城》片中主持人成为了一个角色，带领观众沿着长城两岸去感受人情冷暖、人间真谛；长城成为载体，片中重点表现的是长城两边的人，他们成为《望长城》的主角。”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朱羽君认为，“在意识形态至上的电视观念长期垄断电视创作的时代，人们对专题片居高临下的说教已经十分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望长城》的出现着实让中国观众领略了一次久违的感动，该片所奉行的纪实手法更是给当时陈旧的纪录片创作观念带来颠覆性冲击”，朱羽君称《望长城》为“一场屏幕上的革命”。

　　事过境迁，2008年，距离《望长城》的初期创作整整20年，中国电视从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漫漫30载。刘效礼说，自己有幸见证了中国电视的艰难起步、蓬勃发展、路经的坎坷，以及转型的阵痛；同时也经历了纪录片事业的兴盛衰落、跌宕起伏。

　　“放眼全球，纪录片复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据统计，目前全球共有2600个电影节，其中关于纪录片的有300多个，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纪录片当作媒体播放的主要形式。对纪实手法的重视和运用已成为故事片发展的前沿趋势。”刘效礼分析说，应和着全球纪录片复兴的大趋势，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环境应该进一步优化。

　　但是，他话锋一转，“就目前国内情况而言，中国纪录片离市场化还很远。”尽管中国纪录片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尝试栏目化、频道化等探索，但是国内纪录片市场还没有培育起来。“国内纪录片的受众毕竟不是大众，就像住五星级酒店的肯定是少数一样”。

　　刘效礼认为，电视纪录片在市场开拓上应该向电影人学习。“纪录片在电影市场上具有巨大潜力，前几年《鸟的迁徙》、《帝企鹅日记》、《白色星球》以及去年的《南京》，这些国外纪录电影抢先验证了纪录片在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上的巨大潜力。”

　　提及对中国纪录片未来前景的期许，这位65岁的老将军突然停顿下来，意味深长地说，“记得当时很多人说在《望长城》之前，中国没有纪录片，《望长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其实，我认为《望长城》体现的正是一种‘纪录的力量’。”

　　刘效礼如此阐释他眼中“纪录的力量”：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没有照片。一个镜头，可以承载一个故事，甚至一段历史的流变；一段影像可以承载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在今天，电视人绝对不是被动记录时代的工匠，而是时代变迁进程的参与者、建设者、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