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亮认为香港和内地的导演,拍摄手法上有很大的分别。 |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香港演艺界算是较迟北上发展的一群,毕竟文化艺术是关乎意识形态领域,步伐有必要放慢一点。然而,起步虽然比商界迟,但跨出的步伐绝不小,在近十几年间,港台艺人回内地工作,置业定居、开公司创业络绎不绝。有不少人亲身经历、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喜与忧、得与失,而且他们都无悔置身这开放改革的历史长河,张之亮导演正是其一。
看张之亮的新作《车票》的演员阵容仍是一班旧爱将,有叶童、钱小豪、吴奇隆,为什麽不用内地艺人?他一脸笑意说:“因内地对起用外地演员限制已放宽了,同时与这班演员合作多次,容易沟通。”
那内地演员难沟通吗?“内地的演艺圈传统太注重论资排辈,艺人大多是自我中心,一些已有名气的演员则较注重排场,少了份亲切感。还有因为内地电视市场较大,不少电视演员一旦走红即身价十倍,渐渐形成过度自信、傲气。加上内地导演不教戏的,演员习惯自己演几款表情让导演挑选,渐渐觉得导演没用。他们将电视那套作风带到拍电影,要说服他们跟导演要求需要很花唇舌,对习惯教戏的香港导演来讲不是太舒服,所以我选择演员就不要这种。”
“导演与演员之间,演员与演员之间过分的客气变成沟通上的障碍和心理负担,会影响表演。还是较喜欢港、台、韩国演员,不管大牌、细牌,到了片场就服从导演,要交足功课给导演,目标明确,专业、爽快,不会拘泥于是否受到尊崇。”
良性互动并非抢饭碗
“有时电影局不了解这些,会批评投资人和导演,点解来去都是用那几个演员。我们用人多根据市场需要,但有些‘一级演员’不能接受被市场淘汰的现实,或是某些人、某些影厂的利益受损就写信向中央投诉,指‘不应该偏重用某撮演员。’中央自然向电影局施压,电影局向投资人、导演施压,又形成一个阻碍正常运作的问题。小部分人的意见就凌驾大部分人利益上。”
“我也听到有内地导演埋怨投资人拍大製作总爱用香港导演,不支持内地导演,其实投资人不是偏心,是他们知道香港导演视野较广,熟悉海外市场,开戏会帮老板考虑海外市场回收,也希望透过香港导演吸引美国、日本、韩国等海外资金。所以表面上似乎我们抢走他们饭碗,其实剧组人员大都是内地人。香港导演带进去的资金,先进器材及技术对内地影业发展也有贡献。其实有竞争才有改善,这些年来两岸三地电影人互相影响对方,在内地对历史、文学认识丰富、美学修养、文化艺术根底丰厚的人才不少,透过合作香港导演学到电影的表达手法可以含蓄些,也提升香港导演作品的艺术性,三地电影人良性互动下从中提升了华语电影的艺术性国际化,促进了华语电影的发展。”
观众未够胸襟碍发展
这些年有对政策不适应的时候吗?“我发现目前内地电影局的官员思想其实很开放,不是官员未准备好,是部分中国观众未准备好,未有胸襟去接受开放社会的事物,可能是中国有令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文化底蕴,形成独特价值观。不少人仍未有胸襟接受西方幽默感,喜欢对号入座,喜欢上纲上线,对电影创作没好处。例如《盗墓迷城3》中对兵马俑的处理,有人抗议外国人侮辱兵马俑,但点解不从另一角度看,他们推广了兵马俑,也有外国观众是因为看了套戏才知有中国兵马俑的,电影是需要开放的思维空间。”
北京奥运让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多了,各方面是不是开放多了?“某方面或者是,我反而担心今次中国办奥运办得很出色,听太多赞誉,容易造成自满自大,看不到自己不足,不谦虚吸收西方文化好的一面。”
“要将中国电影推向国际,就要在不违反国家划定为敏感题材情况下,容许电影人在创作思维上开放些,贴近海外口味才吸引外国观众,中国电影才能走出去。我最头痛是剧本和影片送审的事,首先我不懂揣摩别人的言外之意,官员不批剧本时畀的答案总是很抽象,我是希望政府讲清楚他们的规范,告诉我底线是甚么,甚至不介意他们画定一个圈,我宁愿在圈内自我发挥,总比原来不知自己超界要好,到最后阶段才被否决,浪费投资人金钱和製作人的心血。有些剧本多番送审,花一年才有结果,许多投资人嫌太久,等不到一年放弃了,导演演员都白白错失了开戏的机会。总之大家要坦诚相对才好办事。”
审查制度宜更开放
另一个害怕遇到的”地雷“是电影完成最后送检后仍有很多变数,“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始终不同地区的人知识水平不同,见识视野不同,评审标准不同,一定有许多不同意见,当局应该跟从最初定下的大原则执行,不因一时‘敏感话题’而变更,若经常出现评审规则随政局形势而变,就会吓走投资人。因开拍一套电影,从电影导演、编剧做前期筹备功夫已需花钱,剧本送审完,拍摄完成再送审,若此时才因‘题材撞正敏感期’、‘艺人形象欠佳’被卡住不能上映,投资人就很惨。大多数投资人出发点不是来冒犯中国的,希望政府要求内地电影公司按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经营之馀,电影题材控制方面别政治化。其实当艺人形象不好,观众已自行‘杯葛’了,不必政府出手。”
“一有争议,电影局即收紧尺度或搵专家、历史学家来评审,坦白讲任何一套片,要挑剔一定能挑出毛病的,不必太执著一些电影故事的史实真确性。电影不是纪录片和教科书,电影是梦工场,传递有意义讯息之馀要娱乐观众,因此需要有戏剧元素才好看,在不恶意歪曲历史情况下,尺度是否可以放松些呢?我发现当收紧尺度时,连电影局长也要亲自看每个送审的剧本,很惨哩。”张之亮坦率地说。
“现时许多东西都讲与国际接轨,若一部美国片全世界都可以放映,单单内地不可以,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规则有否过时?否则如何和国际接轨。”
在北京找到创作空间
张之亮很回味拍《车票》时在西藏山区河谷拍外景,当地少数民族政府官员很纯朴,很支持他们来拍戏,组织群众派车给他们用,临走时开派对庆祝,大家饮交杯酒,玩得很开心!“我喜欢这些纯朴气氛。可惜这些感觉渐渐少了,因随著社会快速步向市场经济,人变得功利。我们去借景拍摄常遇到开天杀价,在一些现代化大城市申请拍外景同样被拒。这些年来在内地打滚,见到内地有很多好人,也有见利忘义、令人失望的人。”
尽管如此,张之亮仍选择将事业基地设于北京,住在北京。“我是喜欢在北京住的,北京是创作、文化艺术中心,我在北京找到创作空间,可以让我较放松自己专心创作,有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彼此尊重,所以会一直住下去。”
在内地打拼多年,是否已融入内地演艺圈?他带点腼腆说“其实还没有,跟内地影人也不是常见面,从在一些颁奖礼上遇到的内地影人,他们以特别目光看你,就知隐藏了一种隔膜,未有一家人的感觉,面对他们我惟有谦虚些。当然几年来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老朋友黄健新,台湾去的吴奇隆,一齐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常聚会。”张之亮的妻儿都在加拿大,做太空人一个人北京生活,苦闷的时候他会车外游,正学三角翼飞行作消閒娱乐。“但很幸运,这些年在内地影圈已建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信用,内地的大电影公司认同自己的能力,中影韩三平都请我拍戏,很开心!我认为中国电影可以更好!所以很希望将自己壮年的精力都放在中国电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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