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尹丽川：可能我的愤怒已经发泄完了(图)

　　与一般内地新导演相比，尹丽川的导演之路开始得异常顺利。两部电影的投资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电影的口碑又都不错，后者还入选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在法国读过两年电影专科学校的她，就这么从先锋女诗人变成了一个导演。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女性导演论坛上，有观众问女导演们：“女导演在拍片过程中会不会比男性导演遇到更多困难？”

　　台上的尹丽川笑了：“我觉得这是优势啊。”

　　观众又问：“做女性导演要很强势，但女性身份又应该很柔弱，你怎么协调这种关系？”

　　娇小的尹丽川又笑了：“以柔克刚啊。”

　　男女差异问题，女性身份认同问题，对身兼诗人、小说家并且在摇滚圈里摸爬很多年的尹丽川而言，似乎是跟抽烟一样稀松平常、不假思索的事情。论坛结束后，记者私下问她：“你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导演吗？”

　　尹丽川觉得这个问题更可乐，还是忍俊不禁地笑了，“我哪里是，我喜欢男人”。

　　尹丽川做导演只有两年，一年拍一部片子，分别是《公园》和《牛郎织女》。《牛郎织女》在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上放映。这部电影是继1986年张暖忻的《青春祭》之后，在该单元展映的第二部中国片。对于一个新晋导演，参展的荣誉是最大的鼓励。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傅东对这部文艺气质浓郁的小成本电影也给予了肯定。

　　“媒体场放映结束时，灯光打下来，照在我和演员的头上，大家开始鼓掌，我又发现了做导演的一大快乐了。”尹丽川说。

　　论坛现场，戴玮讲述了自己筹款3年艰难拍摄《冈拉梅朵》的经历；女性导演屡屡没钱、屡屡停拍，再四处找钱的故事，让人觉得拍摄电影是件绝望、辛酸的事；同样坐台上的尹丽川却有截然相反的版本，同样是没有拍摄经验的青年女导演，直到筹拍自己的第3部电影时，她都还没为钱真正苦恼过。

　　尹丽川的回答，多少有点蜜糖罐子里养大的孩子的轻巧劲：“拍《公园》时，是制片人罗拉主动过来找我，半个小时就谈好了；《公园》拍完后，新迪亚公司的人又找到我，说要跟我合作拍下一部，我们谈得挺好的，后来还成立了尹丽川工作室，就有了《牛郎织女》。”

　　十来年前，尹丽川和罗拉都经常混在北京当代艺术圈里，前者写诗，后者拍纪录片。“我和川是在一个大兴酒吧的当代艺术场所认识的。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正拎个啤酒瓶子蹲在马路上喝。我觉得这个小妞挺有意思的，就请她喝啤酒，和她聊天。后来找了点她的诗歌和小说看，觉得她挺有才华的。我就特别喜欢有才华的人，觉得川挺有才的，有人文关怀，脑子里就有了这样大致的印象了。”罗拉回忆道。

　　2005年，罗拉开始运作“云南影响—十位青年女性导演，十部中国新电影”项目。她印象里大致记得尹丽川曾跟她借过摄影机拍片子。凭着女人的直觉，罗拉打电话给尹丽川，找她聊天。半个小时内，尹丽川给罗拉讲了两个故事。新疆出生的罗拉说，好，签，我们拍，我给你投资。

　　所以尹丽川至今说：“不是我敢不敢拍电影，而是罗拉敢投钱给我拍。”北京大学毕业后，尹丽川曾在法国读过两年电影专科学校，她说自己基本是玩过来的；回国后，她拍过3分钟的短片，也基本不成型；平时，尹丽川写影评、看些DVD，但这些基本都属于业余水平。尹丽川最为人知晓的身份还是先锋女诗人，中途她还出版过小说《贱人》、《十三不靠》。

　　签约后，剧本创作经过一段让爱玩的尹丽川崩溃的阶段。她写了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罗拉回忆道，当时她只要跟尹丽川打电话，尹丽川就会被吓着。罗拉拿其他女导演来刺激她，批评她不够用功。“后来，川有天小心翼翼地跟我说，她刚从北京的中山公园出来，看到挺好玩的事，一帮老头老太太给子女征婚，我说好，就是它了。”十几天后，《公园》的剧本就出来了。

　　《公园》是“云南影响”项目最早开拍的电影，讲述一对父女相依为命又彼此伤害的故事—父亲执著地为女儿征婚，扰乱了女儿的生活，迫于亲情压力，女儿一步步退让，甚至和小男友分手，让父亲在公园里为自己找男友。

　　电影1/3的剧情都发生在昆明的翠湖公园内。“热闹，就是当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公园尤其如此，完全没有国外公园那种安静的气质，有绿地、有长椅那种。中国的热闹有很多细节，比如公园里有扭秧歌的、唱歌的、跳舞的、相亲的，公园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对我而言，公园就是中国。”罗拉从空间的角度阐释了她对《公园》的理解。

　　《公园》开机那天，剧组去了翠湖公园旁边的圆通寺烧香。第一天，尹丽川拍摄了女主角李佳在公园采访老太太的场景。罗拉到现场吓了一大跳，“大家都没有太多经验，胆子真大，一上来就拍重头戏。”罗拉告诉记者，一般电影开机一两天都是先拍拍空镜，剧组人员彼此熟悉后才开始拍重头戏。

　　诗人出身的尹丽川，电影主要聚焦在爱与孤独、相依为命的主题上；电影人物语言非常少，“拒绝过度阐释”成为《牛郎织女》定下的导演目标；画面节奏沉缓，背景丰富，有很多女性的细腻心思在其中。从《公园》到《牛郎织女》，都折射出她的电影观，这些因素稳定地在她的镜头里延续着，在可以预见的以后的电影中，还将继续。

　　“电影取名为《牛郎织女》，很多人反对，觉得过于文艺化，感伤了。但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普通劳动者，表达了一种古典的、田园式的、朴素的美好。尽管别人反对，我还是没有改。”尹丽川坚持做朴素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似乎与民间曾经揶揄的那位“下半身写作”诗人、那位自嘲为“贱人”的作家，形象上相去甚远。

　　2006 年6 月14 日， 尹丽川在博客上写道：“从今天起，演一个导演。”2008 年6 月19日，她的第3部新片宣布即将开拍。这部新片据说与爱情有关，根据畅销小说《山楂树之恋》改编。她两年前的“宣言”在顺利地实施中。

　　B= 外滩画报

　　Y= 尹丽川

　　“坑”代表人生的一种禁地

　　B：为什么要把小说《李爱和海丽的故事》拍成电影《牛郎织女》？

　　Y：作者阿美是我多年的朋友，一起写过小说。2001年，我看到阿美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当时阿美写这本小说的起源，也是因为黄昏时，她经过一个坑，看到一个女人在里面哭泣，印象很深，就写了篇小说。这个短篇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当然，我拍片时也考虑到，这样的故事好拍，也好控制，可以用相对较少的时间，控制成本。

　　你想想，一个女人因为绝望跳了坑，没有想到，拿着梯子救她的人却是她非常恨的女人。这样的感觉很奇怪。“坑”就是一种禁地；当人处于这样一个禁地，来了一个人，却是你无法想象和选择的。生活里，我们常常不知道最终是跟谁在一起。

　　结果拍出来很好笑，有人说那个坑像子宫，还有人说像卫生巾。但对我来说，它就一个禁地。

　　B：在银幕上看自己拍出来的“坑”，你自己满意吗？

　　Y：反正“坑”拍出来我还是很满意。因为这个镜头太重要了，拍了3条。本来拍摄时，我想让李大萍的扮演者张一从背面跳，换个姿势。后来我突然想，女人跳坑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强烈，不需要再加一些动作了，就让她直接跳了。李大萍的性格也决定了她要一搏。每部片子都跟导演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虽然我没有李大萍的经历，但李大萍的境地肯定是共通的，生命中突然闯进来了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人，你该怎么办？我小时候也经常搬迁，常常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对闯入他人生活的张海丽而言，她也很不容易，她必须装得很强，去霸占别人的空间。

　　B：电影里讲述的两个女人李大萍和张海丽，似乎代表了女人成长的两个阶段，从李大萍的笨女人阶段，走向张海丽的聪明女人阶段。

　　Y：对我而言，拍电影最重要就是人物。李大萍、张海丽和她们的男人陈进这3个人物，我想了很多，我真的很爱这3个人物，我对他们真有爱，他们都是生活中非常立得住的人。

　　当然，笨女人李大萍是这个故事里的根本性人物，一切的、首先的，都是她的感受。她的生活中突然来了一个外来者张海丽，突然要生活在一起，她要承受很多痛苦。李大萍属于那种立得住的女人，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不会把她击倒。

　　B：你怎么理解这两个女人？

　　Y：虽然两个人都是外来打工妹，到城市讨生活的人，但两个女人完全不一样。李大萍有一种农民式的狡猾，也有农民的坚韧；她有特别“狠”的一面，比如后来出卖了张海丽和陈进。不过，李大萍身上还带着泥土的气息。我觉得她跟城市的关系还很远，但她身上有那种劲，而这种劲头还能让她在根里、在土壤里生存，让她在城市里继续活下去。

　　张海丽则是特别想跟城市建立一种关系的女人，包括她的打扮、穿着。张海丽属于那种貌似聪明，看上去什么都很能干和强硬的女人。我在重庆出生，认识了太多这样的四川女人，我太了解这种女人了，她的内心里有软弱的一面。张海丽其实真的很傻，很容易被人骗，这也包括电影中她心软把给女儿的钱给了陈进。

　　人和人不得不相依为命的感觉

　　B：小说原本发生在北京，后来为什么选择到广州拍摄？

　　Y：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应该在广州拍摄。北京和广州同样是大城市，有很多流动人口，但广州不像北京，北京有很多政治、文化等因素纠缠。外地人到广州，就是为了讨生活，为了挣钱，人们之间很平等。广州很市井，有它世俗的一面。

　　我到广州会觉得很烦，除了语言上的障碍，沟通不是很清晰外，这里天气又很闷热，空气很闷很不干净。人在这里，总是想着要离开。

　　我选择这几个人物在广州，把他们封闭在一个空间里，想看看人和人不得不相依为命的感觉。

　　B：你的拍摄场所主要是封闭空间，布景层次很丰富，有点不像外来农民工在城市里租的房子。

　　Y：空间太重要，我们拍摄的空间太小，也没有办法，每个场景都必须精挑细选。空间要有丰富性，通过一个细节看到一个场景，通过走位来弥补空间狭小的问题。

　　B：你说的电影中的温情，似乎与早年你先锋诗歌里的愤怒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Y：我看自己早期的诗歌，觉得自己没变啊。以前，大家觉得我很极端，很愤怒，实际上我觉得我还很温情。温情，可能是我觉得人在世俗空间里唯一有意思的事情。以前不是有一句话说，人是要通过和别人的关系来了解这个世界，而不可能是通过自己来了解世界。

　　B：从写诗、写小说到拍电影，有人说你越来越朴素了，以前写性和身体，现在写父女关系、女性友谊了。

　　Y：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愤怒，可能我已经发泄完了。还有一点，可能是我对电影的观念，我不愿意用影像去表现特别多的自我，电影是要讲一个故事，需要跟人沟通。这部电影的遗憾有很多，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广州的潮湿、拥挤和动荡的感觉来。（尹柏璐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