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余老师咋成了杨二

　　大众文化软化了余秋雨老师，让他变成了其中最时尚的部分：做了青歌赛评委。如果他想保持学者的纯粹性，不想听来自大众的批评，满可以像20多年前辞去高校校长一样，非常男子汉地庄重而智慧地说声：我不玩了。

　　最近，杨二车娜姆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洋洋千言，分析说明同为唱歌比赛的评委，但自己还是和余秋雨老师有区别的。杨二虽然写得认真，但将“两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评委”放在一起琢磨琢磨，还挺有意思。

　　先声明一点，拿余秋雨老师和杨二一起说事儿，没有和余老师打过招呼，也就是姑妄说之，大家姑妄听之。杨二说，就评委类型来说，自己是“时尚幽默版”的，而余老师是“普及知识版”的。放下杨二是不是“时尚幽默”不谈，余老师是“普及知识版”的倒没错。一是余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亲口承认自己做青歌赛评委就是担负给观众普及知识的使命；二是他在点评的过程中，也的确带着普及教育的思想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忧患意识。

　　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评委，为什么遭受的都是批评满天飞的命运呢？

　　杨二做评委，特色在张扬。她的“毒舌”风格很特别，她总是花样翻新地去损她看不惯的人，包括同行，一如她夸奖自己喜欢和欣赏的男生一样。而余老师虽然比杨二深沉，有知识得多，但他的口若悬河，在一些人眼里就有了张扬、卖弄之嫌。况且言多必失，“口误”越多，卖弄的嫌疑就越大，批评之声就越多。同样是对待批评，杨二的优势是，她能将别人的批评、表扬心平气和地消化掉，并能认真地将评委工作进行到底。而余老师就有点在批评中找不到平衡点了：他一边说做青歌赛评委是在度假放松，一边又不服气人家批评他“卖弄”“口误”，说人家批评者心态不好。这种沉不住气，就像杨二做评委时非要在头上戴朵大红花一样，杨二强调的是自己与别人的不同；而余老师则是想说明自己的水准是不容别人置疑的。所以，余老师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成了执意要给自己戴大红花的杨二。

　　很明显，大众文化软化了作为学者的余老师，让他变成了大众文化中的时尚部分：做了青歌赛评委。而在大众的心目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们，本应该有自己活动和研究的领域，不应该将自己变成大众俗文化中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万一不幸自己参与了其中，那也应该承认自己的俗和“口误”，磊落地对待批评，毕竟在电视这个放大器面前，谁都得接受检阅和展览，包括展览自己的缺点和缺陷。一个人出错或露怯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倘因为自己有知识、有思想就不能宽容别人的批评，那么大众文化和所谓的学者、精英之间就搭建不起一种和谐的平台。

　　其实，作为家喻户晓的余老师，根本不用像杨二那样要靠电视的炒作提高知名度。如果想保持学者的纯粹性，不想听俗人的聒噪，除了把自己修炼得无可挑剔外，他还满可以像20多年前辞去高校校长的职务一样，非常男子汉地对青歌赛和批评自己的人们庄重而智慧地说声：我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