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这些戏——王小帅的独立电影之路

　　张江南对话王小帅

王小帅

张江南

    张江南（以下简称张）：当初怎么选择去福建厂的？

　　王小帅（以下简称王）：因为受第五代的影响，他们去了像广西厂，西安厂之类的小厂，不久就拍出了一些电影，那些电影后来都成了第五代的开山之作，都是非常好的电影，于是后来觉得到大厂比较没希望。后来福建厂来要人，我就犹豫到底去不去，毕竟在北京很多年了，福建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我们是89毕业的，分配受影响，北影厂、上影厂他们都不敢要我们这一届学生，只有像福建，长春，八一要我们，因为我学分高，老师让我先选，那时候年轻傻不懂事，觉得拍电影在那里都一样。福建可能没有什么人，或许机会多一点，所以就去了。结果到那儿，就傻了，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意识到，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都是新的，都需要有开创历史的人去创造一种历史。那时候国内电影厂还是凭指标拍片，福建厂是小厂，每年只有一两个指标，也就是说它一年只准拍最多两部电影，不过这幸运肯定不会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毕竟是刚毕业的学生，为了电影拍出来反映好一些，厂里多是到别的厂请一些有名导演来拍戏。

　　张：回到北京呢，最开始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王：刚回来也没做什么，不过离开北京之前我就做过一些独立电影的尝试，但都失败了，回来之后还是想走原来的路，写一些剧本再找合作。都不行，因为当时都太小了，跟社会打交道还是不行。我当时就觉得电影虽然具有他的工业属性，但他也可以做得很个人化，就像钢笔一样，可以自由的书写。那时候我就开始想是不是能自己拍。我拍《冬春》的时候，中国还不存在独立或者地下电影，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规定你是否能够拍摄这样的影片。因为那之前在中国除了电影制片厂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拍电影。没有独立的资金，电影人没有办法只好寻求国家电影制片厂的资金和拍片许可。但是对我来说，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当时的时代已经变了。我自己拍广告挣钱，也从做生意的朋友那里借钱。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的，就看怎么做了。于是有一天，我就给很多朋友打了电话。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得自己干，我就找了刘杰，后来因为刘杰家在保定，我们就到保定弄乐凯胶片了，因为柯达和富士都太贵了。他们很高兴说没问题，但他们当时没有胶片，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他们的胶片拍电影了，以前有，但效果太差被淘汰了，于是就都把胶片给剪成小的了。我就跟他们说以后再生产，就别剪了给我们留着。接着就琢磨拍点什么。最终那部戏没人拿报酬，而且我们只能周末去拍，这些都无所谓。我仅仅是想完成某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然而，拍摄我自己所设想的东西，并且把它以某种形式实现，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

　　张：怎么选择拍《冬春的日子》这样内心化的东西，在此之前的中国电影里是很少见的。

　　王：它是很内心的一种恐惧，很私人，但又可能很普遍，它不是关于公共道德的东西，以前中国电影是没有个东西的，但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可以拍的，因为做得真诚。其实拍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野心去更多的关注社会，只是通过一两人之间的简单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上，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跟社会有关，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从80年代各种文化思潮活跃异常，创作自由，到90年代初的那种叫人窒息的糟糕的文化氛围，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过度，我在这个片子里嵌入的也就是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状态。

　　当时还是觉得中国正在丢失表达个人观点的现实主义电影。电影表达社会和人民大众的所想，还有一些电影表现的是传统的中国生活，那些大时代影片。而我想表现的是人们真实存在的情感和想法。《冬春》和《极度寒冷》都很主观，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在中国很少有像这样个人主义的东西。

　　张：你是怎么着手开始拍一部主观性的电影？

　　王：恩…让我想想…你有生活经验，有情感，然后你就拍了，当然还必须有其他人和你感同身受。这是个信赖的问题，相信你作为一个个体所体验到的东西同样也被其他人感受到。起初，是要拍一个人平凡而单调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来试图了解他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