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哀杨德昌 悼台湾电影

　　7月1日，满中国都沉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喜庆氛围里，大家都在谈论香港，热评香港电影，回顾着那早已不复的青春时代。可我却接到了不幸的讯息，一个跟香港无任何瓜葛的噩耗。台湾电影折了一面大旗，华语影坛告别了杨德昌，悄无声息地送走了一位大师。

　　这是黑色的一个月，侯耀文与杨德昌的先后促死，让整个2007年都沾染了一点悲悯。巧合的是，两人都是1948年生人，现年都59岁。他们就象是在跨着人生的某道坎，挣扎许久，也终没能熬得过去。好在侯耀文老师尚有千千万万人哀悼祭奠，可死在大洋彼岸的杨德昌却无人关注，无人所知。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又在华语影坛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想来，已无人再去回溯那二十多年前台湾电影界的新浪潮，回顾他与他们的光辉岁月，体会他那有别于流行娱乐的不二光荣。1982年，他参与创作的《光阴的故事》崛起电影界；1983年，他执导的《海滩的一天》走向海外，开始令华语电影被世界电影家族所熟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赋予了“斗士”的身份。

　　他的电影永远富有话题性与争议性，八十年代，他创作的《青梅竹马》与《恐怖分子》都没能在台湾本地获得青睐，甚至还被批为搞垮票房，遭遇冷遇。但是他没有在现实的困境里低头，即便是借贷抵押房产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于九十年代初在一片怀疑的声音中推出了自己的力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是华语电影的一次不小的革命，他不仅以写实的风格赐予了电影以批判的力量，更以其深邃的人性力量，打动了世人。“牯岭街”故事蔓延到了内地，一样在青少年阶层中产生不消的影响，至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仍旧被作为影迷追溯的议题，是华语电影一个时代的特别佐证。

　　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已无须再用任何数据或纪录加以证明。在1999年，他以《一一》获取美国电影金球奖的时候，他仍谦恭地称自己为“一个在黑暗中摸索门路的匠人”，一个“仍坚持在城市里战斗的兵”。台湾电影没落，他身受其累，并无能为力。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再做纯粹的台湾电影，那已是个不现实的奢望，是一个梦。

　　在我创作《台湾电影三十年》时，杨德昌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意见，并一度帮助审悦文稿并给予斧正。他说，我与他一样，几乎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年代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是纯粹的理想主义。随后，他拒绝了我邀请他为新书作序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这份“耻辱簿”出工出力出意见，却并不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名。

　　我能感受到他的决绝，那就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破灭之后，那身心常常爆发着的愧疚与苦痛。杨德昌时时以罪人自居，可他仍旧是台湾乃至华语电影的希望所在。他的离去，带走的只是一个未果的夙愿，可却留下来了一种击不溃、打不垮的电影精神。那将陪伴着所有的电影爱好者去监守信念监守理想，在残缺的历史扉页上书写下自己的使命。

　　今天的夜晚，天空上会铺满回归庆典的烟花，让人去重温那十年前关于香港的美好记忆，共享欢喜。可我，却再也无兴致，无法再为这特别的日子付出内心的愉悦。我会与台湾影人共同记住这个日子，用热泪与祈祷送别那段有关于台湾电影的记忆。

　　别了！杨德昌！在天堂你不会孤独，那里有鲜花、有电影，还有一个有关于台湾仍未曾开启的未来之梦。